（原载上海《文汇报》）
对商品经济我们毫不陌生，《资本论》四十多年来都是我们的教材。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去学习并加以运用，我们将会在经营管理上超过大多数职业商人或企业家。
是的，我们的智慧、知识、经验和社会关系就是我们雄厚的资本！
有人说，你的刘钊和我的陈抱帖都有着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不知你怎么想，我是承认的。文学，如果没有理想主ว义的色彩，没有理想主ว义的光辉，文学便不成其为ฦ文学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艺术把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这个肮脏ู、短命的世界的纯粹外表和欺骗中解放出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更高的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这样，与一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比较，艺术现象就变成了更理想的现实和更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刘钊和陈抱帖以及我笔下另一个人物——《龙种》中的龙种，都应该说是“现象的真实内容”或“更理想的现实”当然，我们和黑格尔理解的并不尽相同，我们所说的“更理想的现实”不是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现象中的现实性。诚然，从“纯粹外表”和“表面现象”上看，刘钊、陈抱帖ຆ、龙种这样的领导人不多，有时更多的倒是使我们摇头叹气的人。但是，正是这样不多的人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ณ的现象”下的“真实内容”因为在他们身上不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向往、希望、要求，而且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邵你说的“历史操流”他们自身的命运和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扭合在一起，也许还会遭到这样那ว样的挫折和失败，但最后胜利的终归是这样的人。
你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曾说，我的《风格》和你的《花园街》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如果有人愿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有同感。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这里还可以提供一点第一手资料。许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人，总以为我们“作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一定是各自的创作构思，讨论的是文学上的深奥问题，什么เ意识流呀，派呀，魔幻现实主义呀等等。殊不知我们是俗而又俗的人，烟火气重得很，满嘴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互相戏谑和恶作剧起来，比有些小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我，那时都知道每人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而见面的时候，却如饿鬼投胎一般只想着吃（比如，大嫂每次都要拼命留我吃饭。仿佛我老是非常地饿），要不，就想着怎样敲没有家累็负担的良沛一顿竹杠。我们都没有谈过《花园街五号》和《男人的风格》。但发表出来以后，竟发现我们书中的主ว导精神完全相同，人物的性格十分相似，甚至人物的某些行为也如出一辙。这种现象，看来只有从我们两ä人相同的命运，相同的美学观点，相同的理想当中去寻找了。
由于没有读完本书收集的全部文章，只能凭感想写出上面的文字。据我所知，为ฦ税务工作者写报告文学，并且出版了专集的，可能我们宁夏在全国算是领先的。因而我要为ฦ宁夏作家协会办的这件事叫声：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比西方更广泛的民主，更完备的法治。现在，思想界、学术界、政府、人大、政协等等，都在积极讨论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ว与法治的建设，我们社会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个ฐ人以为，人民要想真正的享受民主，首先每个ฐ人都应做个好纳税人。
又有记者问：你在2๐005๓年1期《收获》专栏《亲历》中发表的《美丽》，又是讲述一个“文革”的故事，过去了那么多年，你为ฦ什么一直在讲述这个主ว题？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主题，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无论是此前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还是《青春期》，都笼罩和纠缠在这样的记忆中。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这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被遗忘了。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ว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走过什么样的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我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ว我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
我为什么不买日货这篇文章是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背景下写的，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现在的人对历史的遗忘，我在文章里发表了这样激愤之ใ辞，但是后来我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个国家的商品的做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不过我总是想强调我那篇文章的后记里的犹太人的一句寓言：“斧ร头被发明以后，森林害怕得发抖。神对森林说：只要你不给他提供柄，他便不能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