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别以为我是个悲观主ว义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障碍前面积蓄力量。我们积蓄的力量正在坚硬的外壳里回旋激荡。徘徊其实是进步的一种形式，因为毕竟不是静止不动。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政治肯定还会遇到风雨。但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那位神通广大、变化无穷的孙猴子，正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从一块巨大的顽石中ณ蹦出来的。
我可以虚构故事，但不能虚构自己。不但在写作的时候，在平时我也在寻找自己้。历史的传统要把我固定在岩石上，现实却使我飘飞。而现实其实是历史的继续。我常常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当我自以为是在空中翱翔的时候，俯首一看，我的血肉还摊在那片不长青草的砂砾中间。
1986。8。15。
翻翻我写的东西：长篇、中ณ篇、短篇、散文、电影剧本和所谓的评论，我也常常会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出于我之ใ手，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的作品。我不会写作。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没有躯体。我肉体感觉不到痛楚。我只是一大堆莫明其妙、杂乱无章、无可言状、瞬息即变的幻想、想象、印象、感觉…我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感觉。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于是声音也消失了，在空气中留不下任何痕迹。
我希望，尹一平和下一代的作家们，要比我们更具有这种慈悲心。
我五十多年来的一大半时间都生活在“凤城”及她的近郊。这是个很宁静很可爱很适合居家的小省首府城市，但并不是一个“识货”的城市。什么人算人才，如何把人才推举到เ适合的岗位，小城的人似乎ๆ还没有一定之规，也并不十分关心。仿佛这里的人只有流出去才能成“才”留在此地的便是无才之辈。像宣文这样“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仍学”的“仕”一般人是不会很重视的。这也是我很乐意为这本书写序，向读者推荐的原因。
1990่。3。5。
至于说到“树碑立传”的问题，那更是“文革”余孽了。那时中国人似乎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立传，却忘记了“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常挂在嘴边的老话。想想，我们的先人有何等气魄。中ณ国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人物传记构成的宏篇巨制。我们的祖先不但为好人立传也为坏人立传，因为他们理解坏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创造了历史。何况，在今天，所谓的新时代不过是新人创造的，为ฦ这些新人立传有什么可回避的呢？而且，现在的一篇报告文学又不是这些人的盖棺论定。
西北，是中国两条大河的发源地。两河文化从源头开始，才顺水流向中ณ原，流向沿海。现在我们屡屡引以自豪的汉唐魏晋文明，无不以陕西甘肃为ฦ中心。当初ม的丝绸之路绝不像今天这样荒凉，当我们观赏敦煌ä石窟艺术和秦陵出土的铜车兵马俑时，莫不拜服在古代人高度的艺术创造力面前。这一带是水的上游，中国文化的上游，也是中国人智慧的上游。而曾几何时，上游衰落了。与文化和智慧的衰落同步的，恰恰是林木的衰落。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林木的衰落致使文化和智慧的衰落。
但是，现在你还能在这一地区见到那么悦目爽心的景象吗？
现代文学作品，从封面看出，倒是港台翻译出版的比我们翻译出版的多。这且不去说它，使我们大为惊愕的是，姚文元的一本什么文学评论集，还当做主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陈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本书有三百多页，开本较我国一般的三十二开本大；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译者是谁，但那ว封面却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学自印的参考书。
这所图书馆似乎不对外，只供文学院内部人员使用。所收藏的书籍当然全是文学作品：、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我们看到，以法文本居多，其次是英文，再其次是西班牙文，真可谓汗牛充栋，从屋顶一直到地板，摆满了一排排书架，全都是烫金的精装本。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读者的社会心理变化和种种属于历史范畴的因素。现在，我们还可以经常听到批评作家们脱离生活、远离政治、胡编乱造、不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作更深更广的开掘，只追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า等等。这也是个原因，诚然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仅仅是现象，不是实质。我们应该探求现象下更深的层次。
我以为，这种现象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的主体与和主ว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关系上。
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时期，由于许许多多作家和全国人民一道深受过极左路线之ใ害，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矛头指向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就全然是他们心灵的流露；思想解放运动，批判ศ极左路线，对他们来说不是外来的东西，不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恰恰是他们主体的要求；主体和客体的必然性是一致的，并且主体还正是要在这种必然性中发现和表现自己。这样，他们就是自由的。现在回顾起来，那几年中发表的即使是较有影响的作品，其实在艺术上也还嫌粗糙和稚嫩，看得出作者落笔匆忙，没有精雕细琢的痕迹，在形式上也都采用的是传统手法。然而，因为作者进入了自由á状态，所以作品仍然能震撼读者，发生心灵与心灵的碰撞。
最近对作家们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许多作家的苦恼。在新的形势下，面对着时代新的要求，作家们的心灵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获得新的满足和自由。也就是说，在形势和时代要求的变换中，许多作家暂时还不能适应；他们似乎一下子面对着一个ฐ陌生的世界，因而也就失去了自由感。不是说作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ศ图景全部变换了。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并且，在我看，当代的中青年作家多数都不乏生活；活了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岁的人，哪一个人没有积累下一些可供写作的素材和感受？同时，每二个人的生活和感受又都是特殊的，是别一个人无法取代的。进入到เ描写自己特殊的东西就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数中青年作家都具有极大的创น造潜力。这里的问题只是，如何遵循马克思主ว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去认识各自面对的生活，和如何用现实主义แ的方法去表现它。
可以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没有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就没有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中ณ青年作家群，就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所以，绝大多数当代中青年作家在拥护党的领导方面是无容置疑的；对马克思主ว义的信仰，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的确信，也是真诚的。但是，拥护和信仰并不等于理解和掌握。而只有理解了和掌握了才能够感觉到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才能够以涵盖一切的普遍的方แ式，把主ว体和社会对主体的要求以及外在的必然性之间的对立取消掉，才能够使主体获得新的满足与自由。
作家没有从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解决问题，对文学创作的一切从社会整体利ำ益出发的好心要求与设想，都会变成与作家相对立的外加的桎梏，使作家越来越感到有更多的界限和局限。即使作家自觉自愿地考虑社会效果，在创作中努力把握“分寸”和“角度”也可能出现作家在艺术形象中ณ不自觉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和他为了追求社会效果加到作品上去的外露的思想感情，形成真假混杂、表里抵晤的矛盾；光明的尾吧是人为地安在故事上面的“分寸”成了作家的外在的尺度“角度”变成了一种巧妙的规避的伎俩。这种二元化的倾向势必破坏艺术必须浑然一体的和谐一致性，大大降低文学作品的质量和感人的力量。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那种想以时代来划分创作题材，从而使作品起到积极效果的要求根本无济于事，很不明智。我请人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最近受到批评的、有错误倾向的小说，竟有一半以上是写一九七七年以后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故事的。
我们当代中青年作家必须和党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个“高度”在哪里必须弄清楚。这个高度只能是在党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上。作家如果只满足于“低度”的一致，作品不可避免地又会出现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重复过去那一套图解政策的做法。如果作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文学作品远离政治的问题解决了，相反，这时作家还会产生一种政治的激情和冲动，似乎非要在敏感的、尖锐的当代政治题材上发见和表现自己不可；作家就会有一种不可遏制的热情要用自己的笔，直接参与为ฦ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上的斗争。我们不能不看到，如果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还不太熟悉，政治这玩意儿在他眼里就是陌生的；并且，由于过去的政治风云，由于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换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ว义的科学洞察力，而仅仅凭经验来观察，那就会如黑格尔说的“经验的观察…使我们觉察到一个ฐ跟着一个的变化…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表示出关系的必然性。”于是，政治在人们面前就简直是恩格斯所称的一片“偶然性的混沌王国”他会敬而远之，躲还躲不及的，你还叫他怎么能去写政治呢？
只有心灵获得了自由，作家才能够发挥出主体的最大限度的创造性；只有心灵获得了自由，作家才能达到文学创作上的“化境”在这种境界中，什么เ暴露与歌颂、阴暗与光明、社会效果如何、应该写什么เ题材等等皆不必去考虑了。“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必须ี获得人格的印证，要求把思想融为自己的血肉。如果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作家主体的思想，就没有任何界限和局限去制约他选择写作题材和生活素材，在他处理他自己熟悉的任何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即使是生活琐事和儿女私情上，都会打上历史唯物论的印记，都会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起到进步的和鼓舞人心的社会效果。
这样，作家就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其实，作家主体进入自由状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中青年作家面临的特殊问题。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或说是有所成就的作家，都无不和当时的进步思想有联系，有许多，还是当时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当时的进步思想，就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相对真理。马克思主ว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继承了那种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当然，历史上也有思想上或政治态度上保守或反动的作家，同样写出了伟大和优秀的古典，比如托尔斯泰和吧尔扎克。但这并不说明有例外的情况，只说明了他们忠实于生活的现实，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而使他们采取了超然于其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利ำ害关系的姿态，在作品中表现了历史的必然性。这些大师们的目光透悉到生活的表象之下，达到了黑格尔所说的“最高的真实，本然的真实”因而，自由与必然，心灵与对象，规律与动机等的对立都不存在了；他们也就进入了自由状态。
如果说我们当代中ณ青年作家也可学托尔斯泰和吧尔扎克那样，不必掌握马克思主ว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只要严格地遵循现实主ว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现实就够了，这显然是荒谬的。现在令人不安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当中许多同志还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ศ观和方แ法论，透悉到เ生活表象之下的现实，使“一切欠缺和不幸消除”使“主体和世界ศ和解”甚至还根本弄不清四项原则中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项ำ原则的边缘界限在哪里。本来我们有着很广阔的天地可以驰骋，而今有些同志却划地为囿，如盲人骑瞎马在大平原上旅行，自以为四处都有绝壁和陷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既可能被这样那样的批评束缚起手脚，本来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却自以为犯了错误，又可能ม为这样那样的“新思操”、“新主ว义”所吸引，搞得眼花缭乱，自己已经走上岔路却自以为一贯正确。这样，他怎么还能够处理好自己本来可以说已๐经相当丰ถ富的、并且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生活素า材和生活感受呢？
我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所谓的“伤痕文学”（这个ฐ概念极不准确，故妄借之）已经到了尾声了，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四项ำ原则，文艺界已经强调起作品积极的社会效果来。而恰恰在这个ฐ时候，我有一股不可抑制ๆ的想在现实问题上发现和表现自己的激情，于是我写了《龙种》。《龙种》在艺术上没有成功，我已在一封书简（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第六期）里总结了教训。但那绝不是因为我写了政治才削弱了艺术性。在写《龙种》时，我是顶着社会上的一股风的。当时风行的是“引进外国化农机是促进农场改革的可行办法”这种观点，报刊â上大力宣传着黑龙江某大型农场引进美国农机的“先进经验”；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还被认为在农场是不宜推行的；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概ฐ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国营农场的改革不过是固定工资加奖金罢了。而三年后的今天，宁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却正和我在三年前写的《龙种》中的文学语言完全一致。当然，现在再来看《龙种》这部ຖ小说和电å影是没有什么เ味道了。然而，现在至少证明了我在搞专业文学创作的起步时，是处在自由á状态之中。
我在《河的子孙》这部ຖ较长的中篇中，没有回避“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实际上，社会主义新人和中华民族在当代的伟大性格与特点，也正是在“反右”以后的一段历史中磨练和表现出来的。于是我从“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一直写到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写了一个黄河岸上的农村的村史，而且毫不回避地写了“造反派”的武斗场面。后来有读者来信问，我没有让韩玉梅死，又把她送回魏天贵身边，是不是有意安上的光明的尾吧。其实，那只是出于我个人对魏天贵的同情而已๐；我爱他，所以不愿意看到他晚景凄凉。在整部小说中ณ，在全部阴暗的背景上，都晕染着新时代的曙光，光明不是在尾吧上，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个性中。我一直这样认为，阴暗写透了就是光明；一片纯然的光明还是等于黑暗。我全部作品都没有回避阴暗，相反，我写阴暗时力求透过纸背，达到เ生活的“本然的真实”——美丽与光明。阴暗写不透，讲究“分寸”和“角度”就会削弱作品的真实感，反而达不到积极的效果。
在《肖尔布拉克》以后，我写了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说实话，到เ这时我已遏制不住对杜会主义改革的热情。因为全部ຖ情势已๐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如此艰难复杂的征途中，不进行社会主ว义改革我们国家便寸步难行。我相信《男人的风格》会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也可能由á于描写了主ว人翁大胆的议论和泼辣的行动而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我确信，我笔下的主人翁的行动尽管和某些具体文件规定的条文不尽相同，他还是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行动和某些已经形成的习惯与流行的意见不同，他才是真正和党中央在政治上高度地一致的。他的议论虽然独特，却全部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根据。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同志曾递上条子问我；“你究竟想干什么เ？是要当文学家还是要当政治家？”我说，从我开始搞专业创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准备当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二十二年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中国政治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ว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象牙塔固然美妙，绝不能够建立在流沙上。不管你在艺术上有什么追求，都必须先创造一个能以使艺术繁荣的社会条件；文学离不开政治，中国当代的文学家更应该首先是个社会主义改革家。
这种想法，特别体现在我写《绿化树》上。我写这部中篇时，正是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被一些同志理解和执行得离谱的时候。谣言不断传到我的耳中：先是说中央要点名批判《牧马人》，后又说自治区宣传部ຖ召集了一些人研究我的全部作品“专门寻找精神污染”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寻找”总是能“寻找”得出来的。但我坚信党中央提出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的实质，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不是像谣传的那样似乎又要来一场什么“运动”如果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反而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某种衰落的迹象，人民不会去骂那ว些乘机推波助澜，想搞一场“运动”的人，却会埋怨党中央。那些背离了党中央精神的理解（有的是可以见诸报端的），激起了我理智上的义愤，于是我倾注了全部ຖ情感来写这部可以说是长篇的中ณ篇；在写的时候，暗暗地还有一种和错误地理解中ณ央精神的那些人对着干的拗劲。我写了爱情，写了阴暗面，写了六○年普遍的饥饿，写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黄色”的东西；主人翁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า人”却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兼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我正是要在这一切中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富多采，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写出马克思著作的伟大感召力，写出社会主义事业不管经历多么艰难坎坷也会胜利的必然性来。
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党中央及时地澄清了一些错误的理解，明确了精神污染的界限。我们自治区宣传部特地让我在报纸上发表了谈话，在电视上亮了相，也澄清了前一段时间所谓的“寻找”确系谣传。但那时我已经把十二万多字的初稿全部写完了。我感到เ欣慰的并不是我能写出《绿化树》，而是我能在那种谣诼四起的气氛中写出它来。
以上的一切只能说明迄今为止的过去三年。现在回顾起来，在那ว三年中ณ我仿佛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但是，在当时的那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却绝不是满足的、有自由感的。这就是进入自由状态的诀窍。时时刻๑刻我脑แ海中萦回着马克思这句话：“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ท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他就是鄙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四百八十七页）。现代，从最紧张的社会矛盾之ใ中创造了迅速向前运动的体系，人的大脑แ必须飞速地运转才能跟得上去。今天你认为是处于自由á状态，说不定明天就会感到你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想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与同志们共勉：
“意识到自己是不自由的人才能获得自由á，认为ฦ自己是自由的人却是不自由的。”
1984年1月15日草于西安止国
20่日改于银川ษ西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