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希望日本的读者读了找的小说．放下书来之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你的心里增加了一些什么，但这又不单纯地是对中国人有所了解，而是对整个人生有一种体会。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ฦ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然而，不但我几种版本的选集都能ม卖得出去，竟还有人盗版，证明读者还没有忘记我，或新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仍对我的作品有一定兴趣。这又说明我的“政治小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一点文学性。我想，这大概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我把文学创作当做参与社ุ会活动，便真正发挥了语言的基质——用有意义的工具做有意义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弄语言以逃避现实的猜谜游戏式的作品具有生命力。而政治对于人最大的影响，无过于灵与肉、生与死。这样，我写政治其实就一下子触到了文学的根本，人最关心的终极价值。
从历史上看，中国老百姓一贯具有尊重赋税，按时纳粮的好传统。民间谚语早有“谁当皇上给谁纳粮”“缴了田à赋，皇帝老儿也管不着”这些话。说明中国老百姓自古就认识纳税交赋是每个臣民的义务；土农工商，皆把纳税交赋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纳税交赋之后，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ກ了套。首先是在根本上降低了中国人民的道德素质和义务、信誉等等观念。如果说，我所办的四个公司目前有点问题的话，那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对方及我曾经用过的人毫无义务和信誉观念造成的。
又譬如，我们在永宁望远还办了个生产天门冬铵酸、丙铵酸及其系列副产品的工厂，名曰“辉煌生物化学制品公司”产品是属于高科技的新产品，按规定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享受免税，我们原以为申请免税一定会被税务人员刁难。但也非一般人的想象，税务人员很理解高新า科技产品对偏远地区的宁夏经济的重要性。
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请你读一读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这两ä位学者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文化中的确包含有发展智慧的方法，就看你是不是能去发现它。一个小说作者，对技马的钻研远远不如提高自己的智慧重要。
“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臭虫”
19๗86。12。20。
如果我们熟悉查舜生长的土壤，我们便能知道他在艺术上和思想上勇敢地迈出的这第一步是多么เ不容易。宁夏回族自治区沿黄河展开的平原，即地理学上称之为“河套”的，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里生活着四百万回汉族人民，一个ฐ文学家艺术家也许会在这里发现许多动人的故事，但就其成长来说，这却是一个令人感到寂寞的地方。这里缺少思想与思想的化合和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具有艺术才华和勤于追求的人，经常会像孤独的分子游离在凝重的物质之ใ外。灵感的火花仅仅是靠与凝滞的生活摩擦，而你必须立即把握住，这既要凭你的经验和艺术感觉，还要充分地发挥想象力来突破这狭小的空间。
《花园街》和《风格》，在艺术上，当然绝谈不上完美精致。相反，恐怕它们还不过是毛坯，都有许多应该再加工之处。但是，至少，它们表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激情、中国人的活力、中ณ国人的问题、中ณ国人的向往、中国人的理想、中国人的艰辛的斗争。我很欣赏鲍昌对《风格》的评语，只有一句话：“在我们当前十分艰难复杂的人生中ณ，显露出了一种自豪的微笑，信念的微笑。”（见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报》）我觉得这句话同样可以加在你的《花园街》上面。是的，我们只追求了暂时，只追求了这一瞬间，但又怎么不可预见，我们的作品不会对后人有点认识价值呢？未来的人，难道不能从我们的作品中看到一些他们的先人是怎样过来的，是怎样想过的吗？前面我已说了；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有一定的现实性，即使书中人物的某些想法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构成其错误的因素也是现实性，因为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达到的程度。人的审美观念虽然是不断ษ流动变化的，但若干若干年后，就像我们现在看若干若干年前的文学作品一样，作品的直接美感将多半被作品的认识价值所渗透，因而，我们的作品也许还有一定的美学意义。这样，只要我们牢牢地把握这一瞬间的现实，我们也可能获得永恒。
而中国这一瞬间的现实，其“真实内容”只能是社ุ会主义改革。
我常常想着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应该是什么。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实在愧不敢当。一个党员作家，还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党员，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比如你。我呢，至今还没有修养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总不能认为ฦ自己应该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个群众，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吧。但即使你我都这样认识，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看待作家的使命这个问题上来。
从文学，也即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来说，我们总算忝列于现实主ว义作家之末。而现实主ว义แ方法已๐经规定我们应该从非本质性的素材中ณ选取和组织本质的东酉，揭示未来历史方向的进步因素，即所谓“典型性”说到底“典型性”都带有职能的意义。这种职能就是激励读者批判一切旧社会的残余包括其意识形态，并变革现实。现实主义文学如若缺乏力图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它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不但是我们，外国一些优秀作家也认为典型化就是集中一切已经在活动的力量去面向社会变革。因而典型的主人公就是作为在某一特定时期把一切变化着的力量集中ณ于自身的人物，他具有把社会变化付诸实践的某种决定性影响，同时他还采取一种预言社会发展方แ向的姿ู态，吧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一直被人所称道，贾宝玉之所以作为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也正是这个道理。
这样看来，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个社会主义改革者。我们自身具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我们的作品才有力量。如若我们自身缺乏变革现实的兴趣，远离亿万人的社会实践，我们就等于自己扼杀了自己的艺术生命。我们也就不能再从事这种职业了。
最近，我更深切地认识到เ这一点。在党中央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既受到了正面教育，也受到了反面教育。不过此事应该是我们另一封信里讨论的问题了。我这里只再重复一遍我上面的话，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我们以社会主义改革者要求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写改革者。这是不言而喻的。程乃珊可以写《蓝屋》，铁凝可以写《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我也可以写将在《十月》第二期发表的《绿化树》。
《绿化树》出来后，你一定要“拜读”我等着读你的《三月柳》。
再见！
贤亮
19๗84。1。3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