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真正属性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床上旁观做爱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做语言，将语言的功能ม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也是今日的中国文化，不可置疑ທ地体现了某个ฐ阶段。
有权发表文章以来，我一直没有想将“作家”当做一门职业，仅靠写小说安身立命。提起笔我便想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说是“主题先行”也好，说是“文以载道”也罢，我总是把我的作品能给人以什么เ这个问题放在首位。个ฐ人的作为和个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视前者。我不愿做一个除了会写写文章之外别无它能的人。今天看来，事实证明我这种生活态度或说是生存方式是对的。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任务倒好像越来越近切，可见得文学功能的微弱。大师数十大卷作品也止是在这个民族的皮肤播了一下，不管是政治排斥他或利用他，其实他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无所补益。鲁迅要是现在看到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ณ被砍头的电影，大约也不会再以为文学即能ม救这个民族，还是医生有点实际的用处。我倒以为文学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应该待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汉武帝早就给规定了的“俳忧文学”听说张承志要告别文学，我猜想他并不完全是对当今“文学的堕落”表示激愤，也有一种整个文学的无力感。而我，我早已看惯了比“堕落”更堕落的人和事，面对作家见“意义”就躲、“纯文学”变成了高智商文字游戏的书摊，我丝毫没有激愤，我采取的方式是干脆宣布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尽量减弱它的文学性。
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事业的中心。税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出来。在过去计划经济的社会形态中ณ，一般人和税务极少打交道。所谓纳税，也是把国家这个口袋的钱放到那个口袋里去罢了。现在不同了，几乎每个ฐ老百姓都与纳税有关系，比如所得税，不论任何人，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便须ี纳税。而税务部ຖ门绝不同于银行，他只会向人要钱不会给人钱，这样，惹人“讨厌”的问题就产生了。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还真没有碰到过一个ฐ“讨厌”的税务工作者，相反，我的四个公司如没有税务工作者的支持与理解，便不会有今天的平稳发展。就拿“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说吧。银川近郊的镇北堡，原是两座古堡的废墟，毫不引人注目，成了牧民的游牧点。经我介绍，被电影导演看上后，竟连续在这里摄制ๆ了十五部电å影，《红高粱》、《黄河谣》还获得了国际大奖，也是中ณ国电影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头次获得如此高级别ี的国际性电影奖。我们可以说，中国电影就是在镇北堡走向世界的。但电影拍完后，附近的老乡就把布景拆光，土坯木材拿回家去盖羊圈。当地林草试验场的场长袁进琳同志找到我，想跟我一同把古堡已经发挥的文化作用利用起来，他的目的是以旅游业带动一方经济，我也认为如果设计得当，则ท可提高宁夏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让宁夏人参观后，能体会到人家电å影导演在如此荒凉破旧ງ的地方，都能化腐朽为ฦ神奇，搞出轰动世界的名堂，我们还有什么不能ม做的呢？从而加强宁夏人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家乡的信心。于是我们与农建委、宁夏日报社、宁夏律师事务所、银川晚报社、宁夏电视台等单位合作，很快地把镇北堡电影基地建设了起来。而这个项目，明显的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又大于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严格说来，这应是宁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设施，就和公园、展览馆等相同。电影基地能够维持自己的各项ำ开支，不需国家补贴就不错了。在试营业后我们立即就发现了这种特点。怎么办？公司的财务主任杜春林同志试着向税务部门打了个报告，说明了公司的性质与收入情况，要求免税。老实说，当时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可没想到，税务部门马上就批准镇北堡电影基地可以免税，还把已缴的税款退了回来。这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成册之日，世浩将军嘱我作序。自忖才疏ຕ学浅，于书画ฑ更是外行，惶惶然久久ื不敢落笔。但感将军厚爱，恭敬不如从命，谨写下以上文字。现在正面临所谓的“文化失落”中华文化急待发扬光大。如和平时期的广大官兵，皆能续接中华尚武同时崇文之余绪，则ท中华文化幸甚！中国的文化人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