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真正属性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เ床上旁观做爱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ณ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เ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做语言，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也是今日的中国文化，不可置疑地体现了某个阶段。
从历史上看，中国老百姓一贯具有尊重赋税，按时纳粮的好传统。民间谚语早ຉ有“谁当皇上给谁纳粮”“缴了田赋，皇帝老儿也管不着”这些话。说明中国老百姓自古就认识纳税交赋是每个臣民的义务；土农工商，皆把纳税交赋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纳税交赋之ใ后，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首先是在根本上降低了中国人民的道德素质和义务、信誉等等观念。如果说，我所办的四个公司目前有点问题的话，那ว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对方及我曾经用过的人毫无义แ务和信誉观念造成的。
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事业的中心。税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出来。在过去计划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一般人和税务极少打交道。所谓纳税，也是把国家这个口袋的钱放到เ那个口袋里去罢了。现在不同了，几乎ๆ每个老百姓都与纳税有关系，比如所得税，不论任何人，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便须纳税。而税务部门绝不同于银行，他只会向人要钱不会给人钱，这样，惹人“讨厌”的问题就产生了。
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请你读一读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这两位学者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文化中的确包含有发展智慧的方แ法，就看你是不是能去发现它。一个小说作者，对技马的钻研远远不如提高自己的智慧重要。
请你原谅我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你如果注意到我在那次会上讲的和现在写的，你就会知道我现在根本不在考虑什么小说问题，我提议召开各种创作讨论会不过是在尽我作为一个文艺团体的领导人的义务罢了。
1986。12。20。
两ä年多的文学院生活已经结束，这部作品无疑是他献给母校和社ุ会的一份答卷。如今，他又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我相信勤奋、刻苦。善于求索ิ的查舜会有更大的抱负。我遥祝他成功！
虽然我身边没有女人，但我可以幻想。正因为ฦ没有具体的女人更能够自由地幻想。在黎明鸡啼的时候，在结了霜的土炕上，在冷得和铁片似的被窝里，我可以任意地想像我身边有任何一种女人。她被我抚摸并抚摸着我。
一九七九年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我又有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是我就把以前的幻想写了出来。
于是，我就认识到了：文学是表现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
我的话完了。谢谢！
全部讲话连翻译没有超过五分钟。我认为ฦ这篇听来很油滑轻浮的讲话，实际上是落在很严å肃的主ว题上的。那就是最后一句。这次演讲意外地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月十八日，在爱荷华的全体华人学者、作家、留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文学讨论会，仍由á华苓主ว持。被推到台前的有海峡三岸的中华儿女：台湾的陈映真、李昂、蒋勋、黄凡等，美国的李欧梵、郑愁予、曹又方、董鼎山等，大陆的有吴祖光、汪曾祺、古华、刘心武、张辛欣。讨论会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写作”
因为开始讲话之ใ前，华苓特意向全体到会者介绍了远道而来的陈映真的老父亲。他为ฦ了祝贺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感谢在陈映真最困难的时候得到เ华苓等在美国的文学界ศ朋友的声援，千里迢迢来到爱荷华。陈映真的老父亲是我看到的慈祥的和具有风度的老人之ใ一，当时的情景使我非常感动，所以我说了这样的话。
在这次讨论会上要我谈“我为什么เ要写作”我想从陈映真的父亲来看望陈映真和我们大家谈起。我很羡慕陈映真。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在监狱里，他的父亲和家人仍然能ม够关心他，去探监。我在大陆曾经进过监狱，进过劳改营，也进过看守所。我唯一的亲人，我的母亲远在北京，靠替人编织毛线衣维持生活。她即使要关心我也没有能力。在寒冷的塞上，在平沙漠漠的大西北，身在监狱、劳改营和看守所里，我是多么เ希望有一个亲人来看望我一次。每一次听到号子外边传呼“某某某，你家里人来看你来了！”我都独自伤心落泪。我并不是想有谁来给我送什么东西，譬如食物和日用品。我只是想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心里的话说给她听。“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物质条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独感。孤独感比物质的匮乏更令人沮丧。而消เ除孤独感的最好方法便是倾诉，向亲人倾诉。
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就是要向亲人倾诉我过去没有机会倾诉的感受、想法和心里话。但我后来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