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父亲和叔父们从外地回来，曾问过我在“大鸣大放”中都写了什么，要我今后小心谨慎，说是上面已๐经通知，将对那ว些在“鸣放”中ณ走过头的中学生严肃处理。当时我不以为ฦ然，也害怕重提这件倒霉的事。过去的已๐经过去，新的生活正在开始，为ฦ什么要把过去的事揪住不放？为什么用审问的口气追个不停？可是父辈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回顾过去，老是患得患失，有时认为人活着，如果不是为ฦ着伟大的理想，神圣的真理，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我不愿自己的一生在无声无息中ณ度过，即使不被历史铭记，也要跟她相识，让社会感到有我这样一个ฐ人来过。因此活着就要奋斗，要争到生活中的一个ฐ位置，如此人生才有价值。有时我又觉得一旦理想破灭，徒劳无功。大概是我没有天才，要不，现在就该显露出来。然而一点值得骄傲的也没有。一年到头，除完成任务似地增加一岁，双手依然是空空的。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又悲观地认为，人生就象树上的叶片掉到江河里，被无情的江水悄悄地带走，一分一寸地向前漂流，一刻也不停留，不管经历过怎样迂回曲折，终归要沉入大海，一生也就完结，无人知晓，无人忆及。因此‘对酒当歌，及时行乐่’又何等需要！
暴雨过去是一片晴朗的天空，经过这场热雨后的冲洗，大地将是更清新า。1月3o日班级召开“丰收会”，总结一段来开展“大辩论”取得的成果，我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劳动，争取又“红”又“专”。我甚至认为ฦ校长说，“多放多收获”一点不假。要不是经过这次运动，带着一脑แ子疑ທ问到เ社会上去，可能ม要犯更大的错误。
当我回到座位，团宣委已๐觉察到我的不满，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我，象两ä把锐利的刀直逼到我身上。我不由á得歪了一下身子，若无其事地瞧着黑板上方那张熟悉的画像，觉得他老人家会明白我的意思。突然耳边响起我的名字，团宣委竟点名问我有什么เ意见可以站起来谈一谈。我先是回答他没有，后来又觉得不说不好，我一贯喜欢言，再沉默，当真要被认为是在对运动不满了。我站起来，满不在乎地一口气提了三个问题：一、党天下不是真有其事吗？为ฦ什么เ这样说就被打成“右派”？而且动辄拿立场压人，使人家不敢说话。二、对非党人士信任不够，任用干部ຖ不看他能力大小，先决定于他是不是党员。好象党员一定要做官，非党人士就当不了官，即使当了也不能任正职，学校的副校长就是个例子。三、报上对丁玲、艾青等“右派”作家的批判ศ，为什么总要揭露他们的私生活？这不是越政治范畴，在进行人身攻击吗？”
这就是我的人生，应该说是纯真，美好的，并富有理想。
现在看来，当时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说法，被无限夸大了。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内部都可能ม出现持不同政见的人。如果缺乏自信，疑ທ心重重，认定所有反对者都在搞阴谋，威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据此得出“阶级斗争永不休止”的理论。灾难就必将降临到เ一些人头上，社ุ会也将永无宁日，团结、展和进步只能是空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