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的企业居然没有倒闭，还能赚钱。也应该说文化人毕竟有自己的一批老关系、老朋友、而当老关系老朋友都成了企业的客户时，家免的另一特征又暴露出来了，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他们并没有竞争能力，家兔和狼的不同处就在于家免没有一点点攻击性，不会自己觅食。大家都知道“守株待兔”这句成语，我觉得还应再造句成语——“守兔等株”原来，家兔式的文化人只能守在办公室里等待生意上门。
“下海ร”“下海”！很多所调的文化人一下到商海便会灭顶，对此我已深有体会。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虽是一瞥，而对人来说却是一个决定性的塑造过程。中国的文化人不同于工ื人农民和一般市民，不管如何清贫，他们总是在行政或事业单位里过着有保障的生活。这样，在漫长的四十年中，中ณ国的文化人已经蜕变、或说是被塑造成了家兔，至少是获得了家兔的某种特征。
从欧洲回来，我重温了马克思有关现代社ุ会的论断。这里，篇幅不允许我大段引述马克思著作的原文，我只想请你注意一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四八五至四八七页与一○九页上的几段话。那几段话会给我们很大启发。原来，现代人，即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的“精神空虚”是一种因不满足而产生的空虚，是基于人要追求自己的全面性而暂时不得的空虚。这种“精神空虚”要大大高于古代农业社会的人的“原始的丰富”工业社ุ会所创造的牛产力与财富，一方面因其资产阶级形式会派生出种种“社会病”另方面，又会激发起人空前活跃的创น造力。而人开始不满足，开始追求自己的全面性，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后的普遍心理状态。
你说：“我们文学的现状，比起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来步子显得有些扭捏，甚至出现了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何故？…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何以会产生和经济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ๆ？”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
我候了三十多个小时，有点熬不住了，去医院的门房烤火。待烤暖后回来，深夜十一点，小家伙终于哇哇地出世了。抱着他从产房出来的护士，据她自己说看过我的《吉普赛人》和《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私下里给了我一点特权，允许我在他进隔离室之前看他一眼。那面貌不怎么好看，像个肉红色的小虫虫；脸上沾着血污，蹙着眉，闭着眼，如同也像我一样费力地挣扎了半生。这时，我眼睛里渗出了泪水。这泪水不是来自做了父亲的欢愉之情，而是一种对人生的感动和意识到承担了责任的沉重感。孩子的出世，我当专业作家，是我坎坷的半生（也许是大半生）中全然没有想过的。在以前的二十多年中ณ，极左ุ路线给我规定的身分，不允许我为社ุ会、为国家承担任何责任，倒也使我轻松自在，优哉游哉，拣到一个ฐ烟屁股就是这一天最大的享受。我可以用玩世不恭来掩盖对国家、对社会的命运的忧虑；“冷眼向洋看世界”这种“冷”是热透了的“冷”里面蕴含着想有所为ฦ而不能为的辛酸与悲哀。可是，今天，我突然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了。这样的变化，怎能不使我潸然泪下呢？
看来这很荒唐。为了一个“未解忆长安”的小儿女的生日，就推迟了向老前辈和同志们学习的机会，没有表现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然而，在我，这个日子却是有纪念意义แ的。我不敢如鲁迅所说：“怜于未必不丈夫”自以为尚有大丈夫气概ฐ，只不过是因为我搞专业创น作，几乎是与我儿子出世同时开始的。
十月十七日，我口袋里装ณ着这份严肃的演讲词，由芝加哥大学李欧梵教授领着进入会场。我发觉，以色列ต的作家、波兰的作家、加纳的作家和一位中美洲的女作家都没有照演讲稿讲话。我不懂英语，但从听众的反应看，他们好像还不时地插进一两句玩笑。于是我临ภ时改变了主意，反正我有一位极好的口语翻译作依仗。我就和李欧梵教授在台上如同说相声一般，我说一句，他译一句，说了以下一番话。女士们先生们：
请别以为我是个悲观主ว义แ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障碍前面积蓄力量。我们积蓄的力量正在坚硬的外壳里回旋激荡。徘徊其实是进步的一种形式，因为毕竟不是静止不动。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政治肯定还会遇到风雨。但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那位神通广大、变化无穷的孙猴子，正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从一块巨大的顽石中蹦出来的。
19๗86。8。15。
有多少地方没有树，便有多少地方的人失去天地钟็灵之气，叫人才怎能产生得出来？！
西北，是中国两条大河的发源地。两河文化从源头开始，才顺ิ水流向中原，流向沿海。现在我们屡屡引以自豪的汉唐魏晋文明，无不以陕西甘肃为中心。当初的丝绸之路绝不像今天这样荒凉，当我们观赏敦煌石窟艺术和秦陵出土的铜车兵马俑时，莫不拜服在古代人高度的艺术创造力面前。这一带是水的上游，中国文化的上游，也是中国人智慧的上游。而曾几何时，上游衰落了。与文化和智慧的衰落同步的，恰恰是林木的衰落。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林木的衰落致使文化和智慧的衰落。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走出了瑞典文学院。绕到前面，才知道我们刚刚ธ进去的那扇门是侧门，正门面对着一个小广场。正门的台阶上坐着许多男女青年在晒太阳。
现代文学作品，从封面看出，倒是港台翻译出版的比我们翻译出版的多。这且不去说它，使我们大为惊愕的是，姚â文元的一本什么文学评论集，还当做主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陈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本书有三百多页，开本较我国一般的三十二开本大；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译者是谁，但那封面却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学自印的参考书。
中国文学现在已进入一个ฐ很正常的状态，在19๗70年代末1980年代初ม，中国文学曾在中国社会中ณ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聪明人都在搞文学。那时候中国文学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这个先锋队中的一员。后来社会出现了其他机会，他们就去忙别的去了，我们现在说文学进入了边缘化，不如说中国作家都需要这样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接下来谈谈我的经商吧。
1992年小平南巡后，全国掀起了办三产的热操。宁夏文联也不例外，我是宁夏文联主席，文联没有钱，想把一座大楼押给银行，可这座大楼是国家的财产。那怎么办呢？我作为主席，又是宁夏文联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创办企业，那ว我只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译作来抵押。他们给我付了版税，外汇存单拿到银行去抵押，这就是资金的来源。
后来我们办了这个现在我所经营和管理的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1994年，党中ณ央又有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和第三产业脱钩的文件。我脱钩后就成了民间企业家。这正是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一个ฐ实体刚ธ刚开始起步是不会有利润的，全部的债务都压在我身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全力以赴要去办企业的原因。如果我不办企业的话，我就破产了。因为ฦ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银行。为了还贷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面。
当时这个公司号称有9๗3万资产，但是资金没有全部到位，只有78万，我占了其中ณ50万，拥有绝对控股权。经过苦心经营，很快影视城就发展起来了，到了1995年，已经还清全部ຖ贷款，开始赢利。
说起来，发现这个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ษ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我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我就去那里买盐。我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ฐ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居然熙熙ກ攘攘的，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东电影的场面。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边防戍寨，后来我就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再后来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我就想起了这个镇北堡。
这里的第一部电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摄影师是张艺谋。那ว时张艺谋默默无闻。我刚刚平反，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张军钊、张艺谋他们为了取景，一路找到เ宁夏来，找到了当地的文化机关，文化机关也不清楚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就来找我。我刚ธ从农村回到城市，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叫文联的人带他们去。
第二部电影是谢晋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就把谢晋给领来了，他一看特别满意，当时就决定在镇北堡拍戏。谢晋也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12年后的19๗93年，他又将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电影，又来到镇北堡。
镇北堡给张艺谋留下了强烈的印像，所以几年后，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又来了镇北堡。在《红高粱》杀青那天，将自己的一双胶鞋埋入镇北堡的土地下，并且发誓说，如果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将永远不再走电影这条路。《红高粱》在中ณ国上映后，不但获得多项大奖，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奖，张艺谋就这样一炮红了。
后来吴天明准备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过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拍，而是由á黄建新拍了。滕文骥到镇北堡拍摄《黄河谣》，陈凯歌来这里拍摄《边走边唱》。一部部ຖ电影拍了出来，镇北堡也在电影界有了名气，在电影人圈内一个一个地传开来了。来拍电å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问我，你能够在小说里对《资本论》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经营对你不是问题。
我觉得，经营管理不成问题，我学《资本论》必须要搞清楚这点。我在当“右派”的22๐年中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要说，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我“下海”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ຖ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๓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利ำ用它们的权利。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
另外，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劳资关系。我对我手下的员工首先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给予适当的报酬，现在我已经给他们同行业在银川最高的工资。我把这叫做分享，而不是剥削。
以前向剧组收钱就很少，现在剧组来拍戏是不交钱的，以此吸引剧ຕ组。我和他们签约时就说好，他们在这儿拍戏，我会维持好秩序，但必须允许游客参观。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戏也会有游客。
电影电视拍摄后留下的场景道具还可以迅速转化为旅๓游。我的小说《青春期》里有一段话，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说过：“要在市场取得个ฐ人的巨大成功，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剧组需要什么เ，游客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做到，这是成功的保证。现在我为剧组提供水、电、群众演员、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价，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全国所没有的。即使以后不拍戏了，我仍有足够的景观和影视娱乐资源可以让游客过一把明星瘾。
这样的城堡当时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处，现存20่0多处。宁夏还有比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们都默默无闻。列ต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我向剧组收场租费的5๓0%要交给当地的文管部门。随着影城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的门票也是越来越高，从5块涨到现在的40块。
在我十几年的经营里，困难不是来自于经营，而是其他运作过程中ณ与各方面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人公的命运。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靠什么呢，靠法律和勇敢。还有政府上的支持，银川和宁夏的领导对我还比较关照。
相对权力来说，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เ土地承包使用权，都1้1年了，都已经成了一个中外知名的影视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属于一个农场的，农场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个ฐ大股东。但是里面实际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来说它又是属于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个使用者要伺候三个主人，你说累不累？对农场来说，它已๐经不可能回去种树了。而文物单位也看到，靠这个影视城，它所谓的文物才能很好地保存。
现在我跟三个单位都还在周旋，但下面的问题解决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问题。我向农场承包到2๐04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费50元／亩，国有企业是没有这一项的。第二，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新文件，文物保护单位不能向被保护单位收费，但我逢年过节会感谢他们的支持。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给一些公益性捐助，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给他们。我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条件，他们原来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给他们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电。一年还要给这22户几万块钱，公益性的，不是每户，所有都交给队长。
市场经济是分割经济，给他一点利益不就行了吗？最后就周旋过去了。所以在中国搞民营只能ม曲线前进。
有人问，从以前的文人到现在的商人，你喜欢哪种活法？
我认为，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最好的深入市场经济方式莫过于创办经营一个企业，这让我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再写东西就是写影视城、写商业，而是通过这个对人生感悟越来越多，让小说的细节丰富。我的书不会变成写市场经济大操，仍然会是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这样比我整天什么都不干只坐在书斋里更感性。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๖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๓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๓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ถ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