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文化型商人，也和前期闯荡市场的那些小商小贩一样，几乎两ä手空空。他们凭借勇气和胆量，而我们却拥有中国大多数人没有的高智商、丰富的知识、社ุ会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
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我们靠“思想”过日子已经太久太久，所以我们的“丑”才会出得这么大。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公开提出了“三有利”的原则，这就要让所有的“思想”都落到เ实处来鉴别。当然我们只会选择适用于“三有利”的。“三有利”才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也即新文化人的行为指南。
我写着写着就扯到政治上去了，现在让我再回到具体作品上来吧。
程乃珊的《蓝屋》我也读过，艺术上虽略嫌粗糙一些，我还是很喜欢。这不仅是因为她选的角度（即你说的“视线的焦点”）比较别致，她笔下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络”（上海话），生动地表现出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可是，这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开始，同样是写在这座建筑物里住过的人，立意、人物和情节的开展却迥然相异。我无意把程乃珊的《蓝屋》和你的《花园街》作比较，这两部作品是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无意在这里贬抑《蓝屋》，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你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一个曾住在这座建筑物里的姑娘和另一个ฐ现在住在那ว里的姑娘偶然的对话中获得创作契机，却一下子挪到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上去处理，把一个小小的灵感衍化成一部写改革者的长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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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真正属性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床上旁观做爱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ณ国的固有文化，使中ณ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เ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做语言，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ว也是今日的中国文化，不可置疑地体现了某个阶段。
然而，他们的民主也正寓含于其中。在西方国家，只要是一个“纳税人”他便敢于批评任何一级官员，包括总统；他便有权要求任何一级政府为他做抓猫捉狗、四处去寻找他丢失的宠物这类杂事，政府官员抓不到或抓得慢一点，他还会去法院控告官员。
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事业的中心。税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出来。在过去计划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一般人和税务极少打交道。所谓纳税，也是把国家这个ฐ口袋的钱放到เ那个口袋里去罢了。现在不同了，几乎每个老百姓都与纳税有关系，比如所得税，不论任何人，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便须纳税。而税务部门绝不同于银行，他只会向人要钱不会给人钱，这样，惹人“讨厌”的问题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