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回忆写到เ这里，我突然记起司汤达给自己写的墓志铭来：这个人生活过，恋爱过，写作过。以此赠与路遥，愿他的灵魂安息。
他的灵魂时常在域外文学成果的大海中遨游；但却并不因此而丝毫变得“洋气”起来。这与他的精神导师榔青是极为相似的。他始终固守着养育过自己的那一方土地，仿佛是一名精明的矿工，用牛油、面包、香肠和咖啡产生的热量，来开采自己的矿石。他基本上是运用“普通仗”了的陕北方แ言口语来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故事。于是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陕北“土著”就对他的作品有些偏爱。记得我的大学同学里有几位外国文学的崇拜者，认为路遥的作品过于土气，认为作者缺少他们崇尚的那种“洋才华”。我便时常同他们展开论战，好几次辩得面红耳赤，几乎ๆ翻脸，弄得怒目相视，不欢而散。我始终认为，“土”和“洋”并没有什么髙低优劣之分，而是两类不同风格、不同个性的作品。我们中ณ国的“土味”，也许在洋人眼里，便是另一种“洋”。而我们看来“洋味十足”的外来作品，其实正是人家当地的“土特产”。因此，“民族风格就是世界水平”周恩来语〉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果然，我的观点不久便得到了印证《先是他的作品连连在国内获奖，引起轰动效应。紧接着他的《人生》被译成好几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受到了“洋人”的欢迎。我自然是以他的成功引为自豪的。
“60年代初，我们刚来石河子那阵儿，整个街上没有一棵树，机关单位的院子里也很少见到一株花草。树栽不活呀1全年的降雨量仅有三四百毫米，蒸量却高达两千多毫米。在我们这里，像这样的大树，一年不灌足两次水，就会旱死，不要说幼嫩的小树。城市没有植被保护，风沙干旱—年四季困扰着人们。那时候，刚从内地来石河子的人，住不了几天，脸皮风干了，口唇裂开了，甚至上火流鼻血。恶劣的生存环境逼迫着我们非绿化不可。但是要栽树植草，没水不行。地上没水，得打井修渠。没有资金，全市人捐款筹集、搞义务劳动。每逢春、秋季节，男ç女老少全体出动，栽花种草，植树造林。后来市里又成立了绿化专业队，完成了全市绿化渠系配套工程，负责定期灌溉。由á于每个人都为ฦ绿化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大家爱护树木花草，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在我们石河子，刚开始学讲话的孩子，大人教给他们的第一句话不是叫爸爸、妈妈，而是4爱树、爱花’。幼儿园老师给刚ธ人园的小朋友教的第一支儿歌也是4不折花，不拔草，我为花草把水浇……’”
如今的石河子市，绿树葱笼，万紫千红，是一座名符其实的花园城市。当我们由遥远的内地慕名来到这座北国边城访问，觉得像是亶身于南国城市的公园。北疆的夕阳辉煌无比，我们漫步在石河子宽阔整洁的街头。人行道两边栽种着花草、果木。花朵抚摸着行人，成串的葡萄在人们头上炫耀。冬青和榆树修剪如整齐的围墙。高大的白杨、茂盛的松柏犹如花木屏带中隆起的山脊。你在街上行走，看不见髙楼大厦，看不见粉白刺眼的围墙，看不见灰色的广场和光秃禿的马路。城市的整个躯体都掩隐在绿湖花海中。你也听不到城市的喧闹。往来穿行的汽车，机器的轰鸣早被绿茵花丛吞没。《绿肥红瘦”中，唯闻蝉鸣鸟叫风吹树摇之声。行人轻声地说着话，偶然传来一声自行车的铃声，倒显得格外悦耳动听。
从此，再也没有见到เ过说快板的叔叔。几十年过去了，那些严厉的老师记不大清了，唯独还记得他。我不知道他如今在哪里。也许他早已不记得那个月光明亮的夜晚。我却永远铭记着这位启蒙老师。他无形中给我上的那堂课’至今也还鞭策着我，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奋进。
“沙地上的日子这么可怕，他们为什么不迁走呢？”我心里暗暗问。
“沙暴？怎么เ回事？”我吃惊地问。
克里木的家，就在距我们住地不远的一条古老的巷子里。数百年的老墙，用石灰水刷得粉白。巷๕子曲里拐弯，石块铺就的凹形巷道，也就是水道。他的朋友开一辆面包车载着我们，克里木亲自骑着摩托车前面开道。巷子的街门口便立着许多老人和孩子好奇地看。克里木左顾ุ右盼，显出很自豪的样子。
于是，他很认真地指着报纸上的维文念，并翻译成汉语。那股认真劲儿，就像是一时三刻便想给我教会似的。显然，他对我这个主动要求学习维语的汉人显出格外的友好。这样一来，等到同车前往机场，又同机抵达喀什时，我们已经成了心心相印的老。一路上，我不停地用他教给的那几句简单的维族礼貌用语同人们打招呼，他便很风趣地笑。二人心领神会，意趣相投。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这的确是放之ใ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还有一年秋天，同邻届到距延安四五十里的仁台去砍柴。不巧遇上下雨，便住在邻居的亲戚家里。那个小村子的名字很有意思，叫“驴粪坡”，因此至今也还记得。因为下雨，白天上不了山，大家就聚在热炕上拉话。好客的主人炒了许多南瓜籽、葵花籽和黄豆款待客人。外面下着雨，窑里很温暖。大人们边拉话边嗑瓜籽，我便闷着头一个ฐ劲儿地挑着吃黄豆。白天整整吃了一天，晚饭后又接着吃。一直到深夜，将要睡觉的时候，肚子胀得不行了。结果折腾了大半夜，又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