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管理监狱不能像管理修道院那样，更不能ม像管理军队那样。城中仅有的两ä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已暂时分散居住到虔诚的教徒家中去了。与此相仿，每当情况许可，一连一连的士兵便离开营房去驻在学校或公共建筑里。这样，表面上疫病迫使市民处于一种被围困者紧密团结的状态中ณ，但同时却把传统的团体搞得四分五裂，使其中ณ成员重又进入孤立状态，这些都造成恐慌。
在城里，人们又把某些鼠疫特别ี猖撅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除了工作上绝对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这些隔离区里的居民当然要认为ฦ这项措施是专门要使他们难堪，不管怎样，对比之下，他们倒把其他各区的人，看成是自由á的人了。反过来，后者一想到别人比他们更不自由á时，在困难重重的时刻๑里便会感到某种安慰：“还有比自己关得更严å的人呢！”这句话总结了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正因为这样，那个丝毫称不上英雄的格朗现在担当起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工作也是很自然的事。塔鲁所组织的一部分卫生防疫队专门在居民稠密地区从事预ไ防保健工ื作。他们试图在那里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统计那些未经消毒的气楼和地窖。另一部分卫生防疫队跟随医生出诊，负责鼠疫患者的运输工作，甚至有时由于缺少专职人员，他们就充当运送病人和尸体的汽车驾驶员。这一切都必须做登记和统计作，格朗已接下了这项任务。
这当然很好。但是教师该受到赞扬的不是因为他教人二加二等于四，而也许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高尚的职业。我们说，塔鲁和其他一些人选择了证明二加二等于四的道路而不是与此相反，这当然值得赞许，但我们也要说，就这个良好愿望而言，他们跟教师一样，跟一切与教师问有此心的人们一样。这是人类的光荣，因为这些人的数量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至少作者是这样相信。作者也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人要提出不同的意见，说这些人冒有生命的危险。然而在历史上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敢说二加二等于四就会被处死。教师也明白这一点。但问题不是要知道坚持这一道理的后果是得到เ奖励还是惩罚，而是要知道二加二是否等于四。对于那时我们城中那些冒生命危险的人来说，他们要确定的是：他们是否已被卷人鼠疫，以及应不应该同鼠疫作斗争。
“这种做法，我不赞成，”经理说“隔离也罢，不隔离也罢，她当然是可疑的，可是这一家的人也免不了。”
另一方面，当塔鲁晚上回去的时候，他总是肯定能ม见到那位巡夜者沉着脸，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这位老人不断地向每个遇到的人提醒一句：他曾经预见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塔鲁承认曾经听到过他预ไ言要发生一场灾难，但提醒他当初说的是要发生一次地震。这位巡夜老人则说：“啊！要是这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ฐ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
他们走进了一家小咖啡馆，那ว里只有柜台上的一盏灯亮着，人们在昏暗的淡红色光线下轻声地交谈着，这个样子讲话也不知是什么เ原因。里厄惊异地看到格朗向柜台上要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并且说这杯酒很凶。过后他就想走了。到了外面，里厄好像听到黑夜中到处都是呻吟声。在路灯上面，从黑暗的夜空某处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呼啸声，使他联想起那无形的瘟神正在一刻不停地搅动着炎热的空气。
“要不了多久，这座城中ณ就只有一些疯子了。”里厄说。
医生承认情况确是如此，而科塔尔却以一种异常轻松的口吻发表意见：
但所有这些变化，从某种意义แ上说来，显得异乎寻常，又出现得突如其来，因此很难说这是正常和会持久的现象。最后，个人情绪还是在大家的头脑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不知怎么说好，反正我的印象是，不知对不对，他在设法与人随和相处，想同大家厮混在一起。他现在常常同我说话，常邀我一起出去，我不好意思老是拒绝他。再说他也引起我的关心，总之，我救过他的命。”
“以前他不这样吗？”
里厄问格朗他的活儿是否为市府做的。格朗回答说不，他是为自己做的。
在阅兵场的角落里，格朗说：“对不起，我要去乘电车了。我晚上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我们家乡人所说的：‘今天该做的事绝不可以搁到明天…’”
格朗于是向他解释：他想重新学点拉丁文。自从离开中ณ学后，他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他抵达那ว儿的时候，警官还没有到。格朗在楼ä梯口等着，他们决定先到格朗家去，把门开着。这位市府职员住两间房，陈设很简单。令人注目的只有一只白本书架，上面放着两三本字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虽已拭去一半但还能ม认得出来的“植花的小径”等字样。据格朗说，科塔尔昨晚睡得很好。但早上醒来，头部痛得不能动弹。格朗显得疲倦和心烦，不住在房里踱来踱去，把桌上一只装满稿纸的大文件夹，打开了又合起来。
米歇尔告诉他：“有您一份电报在楼上。”
他老婆接口说：“不错，隔壁人家捡到了三只。”
“漂亮吗？”
“我认为是的。”
“啊！”她说道“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