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形，欧洲人中国人都会有，但二者对此的反映却截然不同。在我这样一个原来信奉基督教而现在却不信教的人看来，尽管宗教对所有的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从而使人的心灵平静下来，然而，宗教却转移了我们对生活的神秘莫测感和辛酸悲哀感的注意力，这些感觉我们称之为ฦ诗。一位不信教的人，他对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他的神秘感是无法遏制的。他渴望安全，然而安全却永远没有保障、也无法得到保障，于是他最终被迫写起了泛神论的诗歌。实际上，在中ณ国人的生活方แ式中，诗歌代替了宗教为人提供灵性，活跃情感，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对中国诗歌的讨论中将涉แ及。西方แ人不习惯于这种不信鬼神、纵情自然的生活方แ式。在他们看来，宗教才是逃避尘世的天然方แ式。然而，在不信教的人看来，宗教是建立在某些恐惧之上的；害怕今生今世没有足够的诗歌与幻想来充实自己的感情，害怕在丹麦的山毛榉林中ณ或是在地中ณ海海滨凉爽的沙滩上没有足够的魅力与美景来抚慰人们受伤的心灵。恐惧之余，超自然的东西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第二，宗教是对人们道德和行为ฦ的一种约束。这里，中国人与基督教徒的观点大相径庭。人文主义แ的伦理观是以人为中ณ心而不是以上帝ຓ为中心的。在西方แ人看来，不借助上帝的力量而又能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ณ国人看来，不借助第三者的力量人们就不能相互以礼相待，这同样是令人诧异的。人们应该做好事，因为好事合乎人情，行善是体面的事情，这是应该能够理解的。笔者常感诧异，不知如果没有保罗神学，欧洲伦理学又将如何发展。或许欧洲的伦理学会沿着马库斯·奥里利厄斯1的沉思所指引的方向纯粹由需要来决定发展了。保罗神学发展了希伯菜人关于罪孽的观念，这种观念又给整个基督教伦理学罩上了阴影。于是非宗教不能拯救人类出罪恶之ใ深渊，这就是所谓赎罪论。因为ฦ一旦欧洲伦理学与宗教无关就会被视为十分怪诞，所以人们很少想到เ这种可能性。
这种对学问的尊重与西方人通常理解的尊重并不相同，中国的学者对自己้的学问也很钻研，然而，西方的教授们对自己所研究学科的献身精神，似乎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尽管这种精神有时近乎一种病态的骄做与职业的忌妒。中国人对学者的尊重也是建立在一个不同的概念之上的。学者应该教人以实际的智慧，对人情世故的理解，使人在危急时刻能ม够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样的学者才受到尊重。这是在实践证明了教育的正确性之后才给予的尊重，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地方แ性或者全国性的动乱之中，人们靠他作出冷静的判断，靠他的远见来预料é某个行为ฦ或者某项ำ决定可能ม会带来的各种后果。这是一种更靠得住的预料。人们把他看作向导、指导者。真正好的领ๆ导，就是这样的精神与思想的领导。在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的情况下，这种领ๆ导是很容易维持的。有时，你只消เ说一大堆他们仅仅一知半解的术语就可奏效了。或者援引历史典故，因为普通人在这方面所知甚少。他们的历史知识是从戏剧中学来的。援引历史典故通常就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具体的类比。这样就能使大家全面地把握所要理解的事实。
读完前一章“中国人的性格”之ใ后，如果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的话，那ว就是中ณ国人的智慧在牢牢地控制着周围的物质世界ศ，这种智慧的绝对优势有多方แ面的含义แ。它不仅意味着人类的狡黠可以使一个众所周知充满了痛苦和悲伤的世界变成一个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而且意味着对单纯体质上的强健采取蔑视态度。孔子在很早ຉ以前就对门徒子路那种杰克·邓ฑ姆普赛1型的勇猛体魄表示过嗤之ใ以鼻的态度。我相信孔子更嘉许一个与有教养的朋友在家里谈夭说地的吉恩·腾尼2。孟子也严格区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并且毫不犹豫地把前者置于后者之ใ上。中国人从来不说“平等”之类的废话。尊敬脑力劳动者，或者说是尊敬受过教育的阶层，是中国文明的突出特征。
『1埃莉诺·格林，英国女小说家。』
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因为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不大正常。换句话说，消เ极避世在中ณ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中国青年与外国青年一样，都有公众精神。中国的那些热血青年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都对“参与公共事业”表示出极大的热忱。但是大约在2๐5～30岁之ใ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起来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从而大大有助于他们的老成温厚等文化习性的养成。这种品德的获得，有些人是得力于聪慧的天资，另一些人则因为自己曾吃过一两次亏。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ฦ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เ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
由于贸易，由于皇家规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这些官吏家属也随往定居的缘故，种族开始有些混合，使省与省之间的区别有所减小。然而，总的倾向依旧存在。一个ฐ明显的事实是。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的盗匪中，没有一个ฐ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แ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