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而及之，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都要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绝不能生搬硬套。譬如时下讨论热烈的关于废除死刑的话题，我很怀疑是否适合现今的中国，在我所能看到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是绝对反对废除死刑的。当然，应该加强死刑审判的监督复查力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读了两遍，第一遍是按全书顺序读的，第二遍则按所论内容来读，即先读论述政府组织的部分，再读论述选举制度的部ຖ分，依次读去，论述清朝的留下来最后读。这样读的好处是对从汉至明的政治制度可以有一个系统和清晰的印象，不象初读那样感觉凌乱ກ，同一问题被分割成了零散的几大块，一个问题尚未完全明白，突然就被另一问题打断ษ了。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刑部ຖ不能管吏部，吏部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ๆ。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一个尚书省。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很少能ม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ใ职而止。给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ຖ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左右仆射为副长官。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ຖ长，六部ຖ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ฐ多头的衙门。六部ຖ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了。
国王大道就是那条南北向的主干道，王宫座落在它的中心位置，由于靠近王宫，所以在某些特殊日子里是王家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那时就会被戒严、严禁行人走动。国王大道建造当初并没有这么เ宽，后来几次扩建，才成为ฦ城中最宽的街道。街两ä旁是那些贵族和一些有钱人的府邸，房屋建筑经过名匠设计，每一座都是艺术中的精品，不过对于今天的朗昊来说，那些建筑并没有什么เ心情去欣赏，而且他也没有多少的艺术细胞，若有人问他对那些建筑的看法，他只能以“看上去很美”来回答。
“他是我叔叔，我来城里就是找他的。”朗昊见军官认识维特-斯ั泰因，一时福至心灵，随口应到。那军官见朗昊应的比较快，不像说谎的样子，便信了几分。“既然你是他的侄子，该知道他住在哪里了？”
今日九百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时也无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确系能干，而前者跋扈，后者谀幸，但是“宋史”把他们两人一体列入“奸臣传”里，又未免太简化历史，并且苏洵斥王安石等“囚首丧面”以论诗书，宣仁圣烈高后在《续资治通鉴》里被赞扬为“女中尧舜”，也都是一面之辞，只能融合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有至善及极恶。我们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แ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๑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待澄清的，则ท是有些历史家把中ณ国两ä千多年来的君主**，解释成为一个“封建社ุ会”，极不合理，与宋朝的情形尤其是文不对题。封建着重地方แ分权。皇室只责成诸侯对中ณ央有一定的贡献，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á他们自行裁夺，中ณ国的传统则是皇帝ຓ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特殊办法，迄今还没有一部专书，缕列其中各种特征。
我个人长期研究其财政与税收的情形，则发觉这种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之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在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ศ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讲究效率。好在这些个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经典，也为官僚集团成员所诵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间历史的根据。纵算理想与事实不符，只要全体官员将这些原则当作口头禅，着重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