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แ，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เ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๐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
对于商业文明与中ณ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ຖ害；
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ศ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
这些问题如此之ใ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ม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ว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ๆ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ท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ຂ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เ好害怕的呢？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ศ。那么เ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ຉ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干嘉ล学派的考据水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ว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๐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数据存香港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数据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ä，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แ之苦，也不在考证之ใ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เ艰辛。
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า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纔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