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通过这次劳动，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我体会到劳动人民并不俗，他们也不是不要礼ึ貌和修养。一个人的外貌不能反映他的思想，重要的是看他的心灵美不美。”
可是我没有料é到怀疑ທ是如此可恶，积仇竟这般长久。它后来竟成了我人生不幸的转折点。当时我并不知道内部ຖ已经因“大鸣大放”给我扣上一顶ะ不大不小的“中ณ右”帽子，这种“帽子”是不公开的。照ั当时的政策对中学生也是不适宜的，可我偏偏遇上了，从此灾难不断降临到我的头上，使我失去美好的理想和希望，过早蒙受痛苦和折磨。如今回想起来，不能ม不感到深恶痛绝。据知情者后来告之ใ：“大鸣大放”期间，学校专门组织几个ฐ团干部在夜间打着手电å筒，一一抄录同学的大字报，汇总编印。学生毕业后，那些可怕的材料分别ี被装进各人的档案里，送至有关单位。几个侥幸考上大学的，也因为“现黑材料é”又被清退回家。个ฐ别顺利过关的，在历次运动中ณ，一不留แ神也被那ว些材料é拖垮了。我的遭遇更不用说，背着黑锅，不但大学进不去，连找工作也难上加难，甚至影响到เ恋爱找对象，成为一辈子也说不清、洗不净的污点，如影随人，伴我度过人生，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随时可抓的鞭子。并且从此被迫步入险象万千的峡谷中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在一条狭窄而崎岖的人生道路上，提心吊胆地往前走。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团宣委一点名，自己就站起来说了，要是上午不来学校就好了。我忽然明白，会上有时沉默无声，原来是没有靶子。同学早从社会上看到เ说逆话的下场，有的虽然也言，都是些鸡毛蒜皮无伤大局的事。“放”得早ຉ“收”也早。一些家长再三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许你在学校胡说八道，参加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那都是骗人的。”几个原先写过不少大字报的同学，后来也一反过去，成为批判别ี人的“积极分子”，以此将功赎罪。偏偏我太认真，不敢承认自己其实是太幼稚太傻了。难道我写的大字报还嫌少吗？要是这样的行动值得称赞，学校早把我当积极分子使用，而不是成为众矢之的。打在我身上，可以显出一些人的“觉悟”来，我成了一些人向上爬的阶梯。我感到心里乱ກ得很，可泼出去的水是怎么เ也收不来。
我不由得浑身颤抖，仿佛自己也是个罪人。可我实在想不通，大家出于听话才写了大字报，校长不也说过，“同样一句话，‘右派’分子说的跟我们同学讲的有本质上的差别。”并一再强调不捉“右派”。有些同学在大字报上虽然用了一些不恰当的词句，什么เ“史无前例”，“残酷暴君”，“苛捐杂税”等等。无非为了使大字报出奇，有“份量”，能ม引起同学的注意，如究其内容往往十分贫乏。一位同学曾说：“我是为了吸引人才故意用上‘杀人魔王’这样的标题。”并非要达到เ某种政治目的，纯粹想“出风头”。对这样的错误，应该从学生容易“脱离实际”，犯“主观片面”，“个人主义แ”等方แ面去批评教育。硬搬用社会上对待阶级敌人的一套办法，套用“阶级报复”，“妄想复辟”等上纲上线来联系，将大大伤害同学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一个人犯错误，只要不是出自他的本性，是由á于一时糊涂，就应该抱治病救人的态度。对这次写大字报还应该说，“错误吗？我们也得负责一半。”革命导师列宁在教育身边的同事总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有时反而鼓励你，把你当好同志看待，却使你的心受到比批评还难受的打击。然而，我们许多人不肯这样，他们老想教训人，否定别人的优点，这种人怎么เ会成为一个教育家？也许总想打击别人的人，最需求权力。而渴望权力，又意味着不满意别人。
有一天有人对我说：“高三甲班许锦良贴了一张‘告同学书’的大字报，公然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揭穿‘反右’斗争的阴谋，实行知识分子专政。这不成了反革命吗？”当时我还平静而老练地对他解释：“社会上的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散布反革命言论的目的在夺取我们的政权。同学们的‘鸣放’是公开的，是响应学校的号召，就象是在导演的排练下登台表演特务一样，即使说得反动透顶ะ，你也不能ม认为他就是反革命。”他摇摇头，好象不便再说些什么就走开了。
记不清后来风向是怎样转的。大约过了一星期，大字报明显少下去，除个别人偶而还在传达室门前贴出一两张，大部分同学已不再关心大字报的事，那ว些在功课上忙不过来的，早已回到เ书本上去。我也不再写了，心里却在等待受表扬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