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奇怪，这种虚伪肉麻的话怎么能用来进行“大辩论”。当时我跟小东两ä人就在桌上互相写条子攻击团宣委。中途还借故出去一会，希望有人跟着，好在背后议论一通。我认为一个ฐ谋求进步的人，应该先讲讲自己过去怎样糊涂，现在又如何明白，如何找到真理，今后决心怎样维护真理。对落伍的人，不该扣帽子，而应视为自己的过去，是只“迷途的羔羊”，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指点。要用事实来证明真理，而不是通过压制ๆ来实现自己้的唯一性。不要以为ฦ一定要通过斗争，才能改造一个人，生活总有一天会从中择出好的。
我一说完，教室里立即热闹起来。两三个人争着言，都是冲着我的。说我的言是“资产阶级谬论”、“恶意攻击”、“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等等，简直在拿我批判。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几次站起来要反驳申辩，可团宣委硬是不让我说。团支书又说我提得好，这几个问题不光我有这种看法，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让大家辩论一下，分清是非，对提高认识有好处。我只得硬着头皮听下去。但是没有一个言令我信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立场，我也没有讲党员不能当干部ຖ。而他们尽是举ะ一些显而易见，又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子企图说服我。什么เ“站在不同立场6๔就看成9，9๗看成6๔”，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难道这些道理我还不懂？
在天真美好的年代里，我终于有一段难忘的回忆。这一段回忆曾经登载在母校出版的《校友报》上，得到许多认识孙鲲化老师的校友们的认同。
会上言的除几个事先做准备的“积极分子”，两个平时友好的同学也站起来凑热闹，连小东也讲几句难听的话，仿佛大家都在赶时髦。只有一位同学替我说句公道话：“我认为不能ม把海ร生和‘右派’分子等同看待。毛主席不是说过，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吗？”
我开始后悔，为ฦ什么团宣委一点名，自己就站起来说了，要是上午不来学校就好了。我忽然明白，会上有时沉默无声，原来是没有靶子。同学早从社ุ会上看到เ说逆话的下场，有的虽然也言，都是些鸡毛蒜皮无伤大局的事。“放”得早“收”也早。一些家长再三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许你在学校胡说八道，参加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那都是骗人的。”几个原先写过不少大字报的同学，后来也一反过去，成为ฦ批判别人的“积极分子”，以此将功赎罪。偏偏我太认真，不敢承认自己้其实是太幼稚太傻了。难道我写的大字报还嫌少吗？要是这样的行动值得称赞，学校早把我当积极分子使用，而不是成为众矢之ใ的。打在我身上，可以显出一些人的“觉悟”来，我成了一些人向上爬的阶梯。我感到เ心里乱ກ得很，可泼出去的水是怎么也收不来。
1月23日召开全校的辩论会，名为ฦ辩论，却是公开批判几位同学的“反动言论”。说他们和“右派”分子“一鼻孔出气”，“同穿一条裤子”，“妄想蒋介石反攻大6”等等。还把那几位同学祖宗三代、亲朋九族的污点都挖出来。我想，资产阶级看不惯无产阶级的东西，往往表现出蔑视、嘲笑，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而无产阶级看不惯资产阶级的时候，就不在神色上使功夫，干脆ะ就训斥和批判，在权力所及的地方，是压迫和打击，企图通过斗ç争把它改造成无产阶级所喜欢的。大概资产阶级注重“感情”，无产阶级则讲究“态度”。
我不由得浑身颤抖，仿佛自己也是个罪人。可我实在想不通，大家出于听话才写了大字报，校长不也说过，“同样一句话，‘右派’分子说的跟我们同学讲的有本质上的差别。”并一再强调不捉“右派”。有些同学在大字报上虽然用了一些不恰当的词句，什么“史无前例”，“残酷暴君”，“苛捐杂税”等等。无非为了使大字报出奇，有“份量”，能引起同学的注意，如究其内容往往十分贫乏。一位同学曾说：“我是为了吸引人才故意用上‘杀人魔王’这样的标题。”并非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纯粹想“出风头”。对这样的错误，应该从学生容易“脱离实际”，犯“主ว观片面”，“个人主ว义”等方แ面去批评教育。硬搬用社ุ会上对待阶级敌人的一套办法，套用“阶级报复”，“妄想复辟”等上纲上线来联系，将大大伤害同学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一个人犯错误，只要不是出自他的本性，是由于一时糊涂，就应该抱治病救人的态度。对这次写大字报还应该说，“错误吗？我们也得负责一半。”革命导师列宁在教育身边的同事总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有时反而鼓励你，把你当好同志看待，却使你的心受到比批评还难受的打击。然而，我们许多人不肯这样，他们老想教训人，否定别人的优点，这种人怎么会成为一个教育家？也许总想打击别人的人，最需求权力。而渴望权力，又意味着不满意别人。
校长最后做了总结：“大家不要误会今天是要捉‘右派’。刚ธ才有些话可能说重了点，但不要从词句上去追究，应该从阶级感情方แ面去考虑。”这真是岂有此理。叫别人不要追究词句，他们却这样在做。当初如果不是校长使劲启鼓动，同学会平白无故去写那些大字报吗？会想出那么多恶毒刻薄的话来吗？也许有人会说，这跟那ว些人的思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