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我走进学校，一眼看见传达室门前围着一圈人，那里贴着一张大字报“行动起来，跟官僚主义แ作斗争！”署名黄蜂，没有标明年段班级。我看了一眼就往里走，感到校园里象生了不幸的事。同学们都无心学习，钟声也显得有气无力，预备钟็早响过，走廊上仍是一堆堆人群在交头接耳，一些人急急忙忙从我身边走过，连打个招呼都没有。我顺着大家的方向看去，校长办公室前面站着一大群同学。原来大字报已经上场。（待续）
孙老师的教诲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从此我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不光对文科教材，连数理化课本也一一细读，不敢妄抓“重点”。尤其数学，觉得数学家编课本，对数字可能毫不吝惜，使用文字却特别小气。所以别人是“做”数学，我更喜欢“读”数学。这算不算一条经验，我不敢肯定。但孙鲲化老师的启，我永远记住了。这是一位良师不光善于教学，更会育人的所在。此外，孙鲲化老师有不少口头禅，如“各有千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年常在学生中作为ฦ戏语留传，却不究其深意。直到离开学校以后，细加咀嚼，才觉得颇具生活哲理，可以“放之四海ร而皆准”。
这就是我的人生，应该说是纯真，美好的，并富有理想。
那ว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的几张大字报全贴出来了，其中有一篇还是用相声形式写的。已有不少人在观看我的大字报，我心里怪痒痒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公开表，并获得如此多读者，竟忘乎所以，仿佛已๐成为学校中的新า闻人物，容不得我退下来。当时我只想到会因此得到表扬，压根没考虑还要承担什么เ后果。正如写作文，只盼得高分，那里会因为ฦ交作业而受罚的。我天真地认为，不正是校长叫大家要这样写吗？不写还不行呢！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学生们的狂热成了脱疆的野马。谁也没有料到เ前头还有陷阱在等着。写大字报一时成为ฦ主课，成为一种大出风头的竞赛。大字报越写越长，越写越大胆。有的人开始“抛卫星”、“搞尖端”，象“推翻一党专政”，“xxx拿软刀子杀人”，“不要沦为苏联的殖民地”，这样的大字报也出来了。看了直叫人心惊肉颤，毛骨悚然。
有一天有人对我说：“高三甲班许锦良贴了一张‘告同学书’的大字报，公然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揭穿‘反右’斗争的阴谋，实行知识分子专政。这不成了反革命吗？”当时我还平静而老练地对他解释：“社会上的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散布反革命言论的目的在夺取我们的政权。同学们的‘鸣放’是公开的，是响应学校的号召，就象是在导演的排练下登台表演特务一样，即使说得反动透顶，你也不能认为ฦ他就是反革命。”他摇摇头，好象不便再说些什么就走开了。
那ว时有些人是想不通的，特别ี是那ว些平日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的同学。学生中一贯红彤彤的党员，团干部一时也变得无能为力，而几个无所顾忌的大字报作者成了誉满全校的英雄。我虽不是十分突出的中ณ心人物，从大字报的数量看，登记表上已是三个ฐ正字再一横。班主任曾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可不少呀！”我心里还以为班主任在表扬我呢！殊不知这也许是个ฐ好心的提醒或善意的警告。
记不清后来风向是怎样转的。大约过了一星期，大字报明显少下去，除个别人偶而还在传达室门前贴出一两ä张，大部分同学已不再关心大字报的事，那些在功课上忙不过来的，早已回到书本上去。我也不再写了，心里却在等待受表扬的一天。
班上团支部组委和宣委好象忙碌起来，他们的行动有点诡秘，经常在自习和课外活动时间离开教室，不知上哪儿去，有时一整天没回来。几个ฐ风靡一时的大字报作者被人偷偷议论着。有人开始用奇异的眼神看我，甚至想躲开我。但是我不以为然，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写大字报，纯粹是在执行学校布置的任务。除非听到校长公开表态，“当初动员学生鸣放是错误的。”我绝不怀疑学校还有别的用意，不相信会因为写大字报而受到惩罚，不相信学校也会坑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