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让我一直无法释怀。大凡心智正常的人都知道，观众是否流泪并非电影好坏的关键。每年的电å影课上，我都会给学生推荐很多好电å影，从《肖申ã克的救赎》到《美丽ษ人生》，从《樱桃的滋味》到《放牛班的春天》，从《第七封印》到《七宗罪》，这些电影是否能够收获我的敬意，完全在于它们在理智与心灵方面有多少内涵，而非在电å光火影中埋藏了多少催泪的伏兵。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写，如果导演、作家的目的只是让人流泪并在此基础上大赚票房与稿费，我觉得他们都自轻了，因为他们将自己或者自己的作品降到了芥末的水准，而事实上它们又不像芥末那般灵验。
这样庸俗的造势、霸道的措辞，让我反感，却也并不少见。2๐009年，就在《孔子》公映之前，主演周润发不也在上海ร表示ิ“看《孔子》不流泪的不是人”而在新浪ฐ随后的网络调查中，绝大多数观众发现自己享受“非人待遇”了，因为他们“想不通有什么เ好掉眼泪的”其时，《孔子》的入座率也远不如刚刚上映的《阿凡达》。想来也是十分有趣，《阿凡达》是在屏幕里上演魔幻，《孔子》则是在屏幕外上演魔幻——进电影院的是一群人，出电影院的则是一群野兽，谁让他们没有按主演的要求哭泣？
人生而平等，多么美妙动听！然而，事情的真相是人生而不平等。且不说人的身体素质有健康有残疾，年龄各有不同，即使两个智商相同的孩子，也可能因为ฦ他们的父母智商与收入之不同而进入一种新的不平等状态。
人类仍有梦想，那些乌ไ托邦式的建设不可以全然否定。当有些学者将欧盟描绘成“最后的乌ไ托邦”时，我更倾向于认为ฦ这是一种全新的乌托邦ะ，是一种告别了暴力的乌ไ托邦。这种以民意、民权为前提的联盟，比起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式的征服，更是一场意味深长的告别。从这方面说，今日中ณ国社会，若想拥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美好前程，同样需要告别真理病与强制，走向全社ุ会的自由交流与相互启蒙，走向以自由为ฦ始终的合作。
萨科奇对法国媒体有影响力并不是他问鼎总统之ใ后的事。早在两ä年前，《吧黎竞赛画报》在封面刊登塞茜莉娅和情人理查德的亲密照ั片，为此，画报的后台老板拉加德尔马不停蹄地向他的密友萨科齐道歉。此后，《吧黎竞赛画报》一直在对萨科齐和他终日穿着“逃跑装ณ”的妻子进行正面报道，因此被人嘲笑为ฦ“塞纳河边的真理报”而“赘肉政治学”就是该报制造并推销真理的工具之一。
关于这一点，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深有体会。2002๐年1月，这位“富国穷总理”曾经卷入“染发风波”由á于施罗德出镜时总不见白发，有媒体捕风捉影怀疑施罗德染了发。反对派议员甚至推断，一位染发的总理，在政府的统计数字上很可能也会弄虚作假。施罗德为ฦ此大为光火，最后不得不授权律师起诉，并让他的美容师为自己的“原生态”出庭作证。直到法庭裁é决禁止媒体乱ກ说总理曾经染发，事情才告一段落。
由此出发，柯夫曼认为充满开放精神的海滩更像是一所“民主学校”如有被访者说，在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胖的、瘦的、白人、黑人、黄种人。这样很好，如果只有一种类型就太可惜了，这意味着这仍是少数人的天地，但海滩是属于所有人的。没有谁能阻止胖人躺在海ร滩上，同样，老妇人或许着实不好看，但是这样做很好，这是她个人的自由á，不应该为此感到害羞。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同样是在圣诞节前后，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个ฐ谈话节目，争论的问题仍是要不要过圣诞节。当年那位发起联署抵制ๆ圣诞节的学生也到เ了现场。谈着谈着，这位学生坦承，自己现在的想法和过去不一样了，准确说是不像过去那样激烈反对了，并且承认过不过圣诞节，完全是个人的事。那天录节目比较匆忙，没能多问，也不知道其他九位至今是何想法，以及是否仍有热情在大雪天追捕圣诞老人。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无论“洋节”还是“土节”对于我们这些后人来说，更像是一种精神领域的公共产品。究竟以怎样一种心态来对待节日，那完全是后人的自由。至于说圣诞节对本土节日的压迫，更是无稽之谈。毕竟，圣诞节并不具有排他性，它至多只是多给民众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而且，并非多数人选择过圣诞节，其他人就不可以过圣诞以外的节日。十位“同端博士”以“传统文化”的名义驱逐圣诞老人，不过是用自己的愚蠢观念剥ຓ夺或诋毁他者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那么浪费自己้的时间呢？事实上，在全民创富、围着钱转的时代，因谋财而自害其命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这也是德国青年卢安克十年如一日在中ณ国支教，感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原因之所在。在卢安克看来，现代人大多过得可怜，因为ฦ他们天天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用钱买回一堆其实并不十分需要的东西来安慰自己。生命长远，但若是为了得到เ所谓的社会承认而永远要做不愿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暂，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