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很多土著不信任清廉的官员而对不怎么清廉的官员反而感到亲切。譬如。西北某中等城市有位市委书记，在任七八年，没给自己的亲属子女解决过户口，安排过职务，虽然政绩平平，但清廉可说是清廉的。离休后，土著们评论起他来却说“他连自己้的亲属子女都不顾，还会顾咱们老百姓吗？！”不错“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连自己的家都没有“齐”逞论“治国”？还有的土著把官员是否收礼来衡量这官员是不是“跟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的态度”有篇小写的就是这个内容：有位清廉的官员上任后一本正经，下属见了敬而远之，弄得他也很苦恼，一次他生了病，人们纷纷提了礼ึ物去看他，而他也照ั单全收，这才把关系搞好起来。看到报纸上登某某官员拒收贿赂，有的还有确切的数字——“拒收二十一次，共三万七千二百元！”土著们就对此大有怀疑：“每次贿赂给他的钱他都先数了再还给行贿者？”“他怎么不把行贿者当场抓起来交给公检法处理？以致人们一次次地向他行贿。”“这三万多是他报的，还有没报的呢？”等等。有个ฐ较为富裕的土著个体户跟我聊天说“我一听见‘廉政’就害怕！”我奇怪地问，廉政对你只有好处，那是针对干部ຖ的又不是针对你的，你怕什么？他说“干部不廉政，我花些钱还能办成事，一廉政，干部不收礼了，可也不办事了，对于咱们个体户来说，真是得不偿失。其实我要办的事也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又不是犯法的。我只求办得快一点，顺当一点而已。”“两害相权取其轻”不清廉似乎倒能提高办事效率，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其实，官员收了礼，是愿意给你办事，不收礼，便是不准备给你办事的表示，已๐是人人心中有数的了。有人说这种歪风邪气是改革开放后搞市场经济才出现的。可是土著们不这么看。和我一起曾在农场劳动的土著说“你忘了？那阵子，男ç人入党要请客喝酒，女人入党要把身子贴进去；男‘知青’不提着北京二锅头就迁不成户口，女‘知青’不跟书记睡觉就上不了大学哪？”追根溯源，这种现象还是至今仍有人留恋的“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余韵。至于说是不是“量变发展到质变”了呢？请听土著们的比较：一个土著说“物价涨了嘛ใ！这会儿的一万块钱，也就相当那会儿的一百块钱。再说，现在婊子遍地都有，找个婊子来跟管事儿的睡，总比把自己的老婆送去好吧！”土著们并不认为目前更糟，好像现在比过去还有进步似的。
俞连斯登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个子不高，红润清癯的脸，花白的头发很整齐地梳向脑后，穿一身黑色的老式西服，完全是上一个ฐ世纪欧洲绅士的派头。他，就是在决定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件上签字的人。也就是说，谁获得诺贝尔奖，谁不得诺贝尔奖，大部分的决定权在他手上。
寒暄已毕，他先向我们介绍瑞典文学院的。瑞典文学院建在一七八三年，是至今仍被瑞典人怀念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创建的。当时，完全模仿法兰西学院的建制ๆ，主要任务是发展瑞典文化。因为瑞典语言的发展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就着手编订瑞典文辞典、从瑞典文的头一个ฐ字母一直编到最后一个字母。它就是我们在长廊的一间图书室中看到的那些书。那ว些书在他们历史上的意义，很像我国的《永乐大典》。可是他们的辞典保存得很好，而我们的《大典》却散失殆尽。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瑞典文学院的一项ำ附属工作。俞连斯登特别强调“附属”这个词，我个人的感觉，他有一种要表现出瑞典文学院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的语气。他说，承担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从一九○一年开始的。在当时，就有院士不赞成揽这一个差事，觉得由瑞典来承担世界性的文学评奖是很困难的，并且这也不是瑞典文学院该做的正经事，因为各项诺贝尔奖金完全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崇高。后来终于接受了（为什么又接受了此项ำ工作，俞连斯登没有说，我个人估计是为了可以多得到些经费支持）。而一旦接受了此项ำ工作，就必须ี建立一个ฐ庞大的图书馆。他说，你们过一会可以去参观这座图书馆。
瑞典文学院有十八个院士，一半以上是作家，其余的是语言学、人文科学的教授。院士由选举产生。学院的一切事务政府无权干涉；在瑞典，各学院都是独立机构，不隶属于政府某个部门。院士一律是终身职，不受任何一届政府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政府由哪个ฐ政党执政，院士都不随之进退。不过，政府也不提供一文钱的经费，学院的经费完全由私人资助。诺贝尔基金会提供了学院的日常费用（这是关键之所在）。
这十八个终身职的院士又选出“五人委员会”、由这“五人委员会”来决定谁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ศ各国的文学家组织都有权向瑞典文学院提出候选人，学院每年要收到เ一百到一百五十名的候选人名单。这时，文井同志问，我国的吧金和艾青是不是在名单上。俞连斯登说“在名单上。还有一个中国作家，叫沈从文。”文井同志又问，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俞连斯ั登笑了笑说“这是绝对保密的。我只能透露一件事，就是今后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发，将偏重于中东和远东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