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我狂乱的大脑清醒过来了，仿佛才明白过来刚才我做了什么。我让郎朗去死，让我生命中最最珍贵、比世上一切的一切、比我自己的生命都要珍贵的孩子去死，我这是在干什么啊！难道我是被老师逼疯了吗？
我当时脑子里已๐经一片糨糊，不知道在想什么，递给他一板叫“交叉霉素”的消炎药。虽然不是毒药，但这一板都吃下去，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我碰见谁了？正是当时跟郎朗一块在少年宫参加东北三省少儿钢琴比赛的吕琪和他爸爸。这个ฐ男孩跟郎朗一个组，得了第二名。我们在沈阳比赛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ฐ父亲在一个大厂的工ื会工作，有一次他在体育场组织比赛，我看见他了，当时他作为工作人员在场上走来走去，胸前挂个牌儿，神气十足。我当时的感觉，好像他比我们公安还牛。这次他领着儿子来北京是来参加凌远的师生音乐่会。而且人家还上台了。
我们从老师家出来，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我们爷儿俩冒着大雨，骑车回家。大雨算得了什么？而且幸好在下大雨，我们爷儿俩都淋成了落汤鸡，这样，郎朗便看不见我脸上到เ底是雨水还是泪水。
还有茱莉亚学院的丁丁，也来找我上课。
在柯蒂斯有一次我给她上李斯ั特《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这曲子很长，弹完要50多分钟，我给她上了3๑个多小时。她父亲说，女儿是个有孝心的孩子，如果有成功的一天，一定要报答我。我笑笑说，我不图报答，但孩子有孝心是好的。
除了这几个沈阳的，还有北京本地的孩子，甚至有石家庄、太原的，他们听说了我和郎朗，慕名而来，都是准备考中央音乐学院。也有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跟我和郎朗一块研究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