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婴的不才；第二，是秦王的暴政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ณ下三篇。
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定的《春秋》，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แ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７２２－前４８1）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
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根据大量的现存原始部族的民俗资料，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是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关系密切，但并不能把原始诗歌看成是舞蹈的衍生物。原始诗歌自有其独特的、多元的起源途径。
此外，19世纪以来，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学说。如：法国艺术史家丹纳认为ฦ文学艺术的起源和展，决定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要素，被称为“社ุ会学派”；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ฦ艺术特别ี是音乐起源于动物的性的吸引，被称为“性爱说”，如今这一学说已๐被大多数美学家所摈弃；当代美国史前考古学家马沙克认为最早ຉ的艺术乃是原始人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体系，姑且称之为“符号说”。等等。
（一）骚体赋
汉赋的第一阶段，自汉初ม至武帝初年。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是继承《楚辞》传统的骚体赋。内容多是抒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并富有抒情意味；形式上极力模仿楚辞，崇尚铺陈，篇幅不长，通篇用韵，带“兮”字调。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是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和枚乘๖的《七》。
汉文帝四年（前17๕6），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历屈原放逐所经之地，对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遂作《吊屈原赋》。此赋以骚体写成，表现出作者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诗人不幸的社会现实。
贾谊的《鵩鸟赋》是作者谪居长沙时的寓志遣怀之ใ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抒对人生、社ุ会的感慨，表现出鲜明的道家倾向。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ฒ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ใ？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之度兮，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奋翼；口不能ม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ຖ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ท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坙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ฦ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ท？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ฦ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ท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ๆ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ທ！”
——贾谊《鵩鸟赋》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ຉ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ณ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ถ富的想象，是汉初ม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枚乘๖的《七》标志着汉赋的骚体赋时代的结束，汉大赋的正式形成，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枚乘๖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ว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ฤ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ณ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à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虽未以赋名篇，却已๐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结构宏阔，辞藻富丽。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ฦ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
《七》结构示意图：
（示意图来源：阜阳师范学院中ณ文系课件）
（二）大赋
汉赋的第二阶段，自西汉武帝初ม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oo多年时间，是汉赋展的鼎盛期。汉大赋的特点是：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ะ的国势，新า兴都邑的繁荣，水6产品的丰ถ饶，宫室苑囿的富丽ษ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篇幅很长，结构严谨，气象壮阔；文词夸饰富丽，句式参差ๆ，韵散交错；以铺排事物为主，歌颂夸耀于前，讽喻劝谏于后，劝百讽一，曲终奏雅。
汉代大赋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长杨赋》、《羽猎赋》、《河东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
1、司马相如和《子虚》《上林》赋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成都人。少年时期，好读书，又学击剑。他初ม入仕途时，任景帝武骑常侍，常随天子狩猎。以有病为由，客游梁，加入梁园文学群体，数年后，作《子虚赋》，显示出群的才华。梁孝王卒，梁园宾客解体，相如归蜀。相如懂音乐，善鼓琴，与临邛น富家女卓文君结为伉俪，度过一段闲散生活。武帝继位后，偶读《子虚赋》，称赏之，遂召相如。相如表示，《子虚赋》乃叙诸侯之ใ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于是作《上林赋》。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其后，见秦二世陵，作《哀二世赋》，以抒对秦迅败亡的感慨。武帝好神仙，相如以为传闻列仙居山泽间，形容甚癯，不符合帝ຓ王好仙之意，遂撰成《大人赋》。
此外，《长门赋》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写成。君主许诺朝往而暮来，可是天色将晚，不见幸临ภ。她独自徘徊，对爱的企盼与失落充满心中。这篇赋以骚体写成，幽怨深婉，情味隽永，为ฦ历代宫怨作品之ใ祖。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身居仕途，却不慕官爵，未尝肯与公卿交游，同寻常汲汲于功名利ำ禄者迥别。相如患消渴疾，常称疾避事。晚年以病免官，居茂陵，终以消渴疾辞世。
《子虚赋》《上林赋》是汉赋的最高成果。《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两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子虚赋》写楚臣子虚使于齐，齐王盛待子虚，与之ใ出猎。猎罢，子虚访问乌ไ有先生，亡是公在座。子虚先描述齐王畋猎之盛，再在齐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乌有先生对子虚“不称楚王之ใ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的错误做法。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侈靡、不崇德义แ思想的否定。
《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ใ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突出了道德的、政治的潜在力量和功效。
《子虚赋》、《上林赋》对楚国云梦和天子上林苑的辽阔，两处物产的丰富，特别是对天子畋猎的声势，作了极其夸张的描绘，使之出事物的现实可能性。这样极度夸张的描写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品具有乎寻常的巨เ丽ษ之ใ美。
《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都是篇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韵文铺叙，篇末又用散文结尾。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一转再转，而又气脉贯通，一泻千里。大量采用短句，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音节短促，应接不暇，文采斑驳6离。
总之，《子虚赋》、《上林赋》在许多方面都度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汉赋的典范之ใ作，也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
2๐、扬雄四赋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是学者而兼赋家的代表。扬雄4o岁以前居蜀，他伤悼屈原，又不赞成屈原沉江，作《反离骚》。扬雄早年喜好辞赋，敬佩司马相如，作赋以相如为楷模。晚年则对赋，对司马相如乃ี于文学取否定的态度。
扬雄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最著名。汉代的甘泉宫，本是秦之离宫，建筑非常奢华，而汉武帝又在甘泉苑增修很多宫殿。于是，甘泉宫的崇殿华阙，成为穷奢极侈的代表。扬雄欲有所进谏，遂在《甘泉赋》中ณ夸张铺饰，极力描绘，以期对统治者有所警诫。其他三篇赋，《羽猎赋》、《长杨赋》针ฤ对成帝好猎而，《河东赋》写于随天子巡游以后，都寄讽谏之意。扬雄的赋词语蕴藉，和司马相如的词语雄肆相比，呈现出另一种风格。
扬雄赋在艺术表现上创造性的成就不多。其《甘泉赋》多用“兮”字，以骚体句写成；《羽猎赋》、《长杨赋》则尽脱骚体，可以看出司马相如的影响。
3、班固的《两都赋》
班固的《两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两都赋》传本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实为上下章。作品虚拟“西都宾”、“东都主ว人”两个ฐ人物，通过他们的谈话构成过渡；同时，两ä个ฐ人物分别代表都雍、都洛两种不同的态度，而在宾主的设定之ใ间，作者的立场已明晰可辨。
《西都赋》重在抒“怀旧之蓄念”、“思古之ใ幽情”。通过“西都宾”之口，盛赞长安形胜为中土之ใ最，周、秦、汉三代在这里建立帝王基业，这是作为国都得天独厚的条件。
班固的京都意识、京都美理想，集中体现在《东都赋》中ณ，作者借“东都主人”之口，否定了“西都宾”所代表的旧的京都美理想和京都意识，他指出：“西都宾”之所以力主返都长安，就在于他们是秦人，他们不能站在天下主ว宰者的立场看问题，因此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同时，他又指出，这些人只认秦昭襄王、始皇的京都之美，而不了解大汉的京都之美，他们过分看重宫廷、河山的品物繁盛。《两都赋》的宗旨就在于批评旧的京都意识，确立新的京都观。他指出，主张迁都长安的人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他们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城池、宫廷建设的品物之美，而不知礼乐文明建设对于京都的重要性。这正是《两都赋》宗旨的集中ณ体现。
在《东都赋》中ณ，他着力描绘了洛阳的法度，也就是后汉的制ๆ度之美。他盛赞光武帝重造纲纪的赫赫帝ຓ功，颂扬他迁都改邑的重要决策。在他看来，京都就应该体现出天子的风范，而天子的风范应当集中表现在崇文德、尚礼ึ治的法度之中。《西都赋》汪洋恣肆，气势和华彩充溢其间；《东都赋》则以平正典实见长，法度风范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