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乔大羽做事说话都比较低调，千不该万不该他搞了个“有奖促销”。
那会儿，乔大羽的订单做不完。客户都是扛着整麻袋的钞票，在他厂里催货。后来，全国各地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防盗门厂，他这儿才退潮。
以往跑江湖打把式卖艺，都是寻一处热闹地方，衣裳一脱，吆喝两ä声，光着膀子就开练。
小偷多了，生产什么门呵锁呵的就红火。这也是规律。
尽管这样，我们毫不在乎，常常邀三五知己，钻到เ胡同里的小酒馆乐呵。“一盘凉拌海带丝，一盘炒饼，二锅头随喝随上。”我们冲老板娘吆喝。因为经常来，老板娘也不见怪，诗人诗人地叫，透着亲热。
几杯酒下肚之后，哥们儿一个个活泛起来，筷子往桌上“啪”一搁，道：“今儿高兴，谁得了好句子，咱们切磋切磋。”
另一位就站起身，一脸的严肃，说：“今儿早晨我拉肚子，跑厕所的工夫来灵感啦，各位老师给批评批评。”
他是个少白头，不到3o岁就成了“白毛男”，给人一种沧桑感，再加上长齐肩，简直酷毙了。
“疯狂的鸡冠花。”那哥们儿干咳一声，喝口茶水，润润嗓子：“疯狂的鸡冠花。”
“是什么带着神秘的暗示
在战栗的高空盘旋尖叫？
是什么狂舞着如蝠的翅膀
在烈风中燃烧？
啊，鸡冠花
你这来自地狱的小火焰
就像一百个初夜中的少女
分张着饥渴的大腿
在痛苦中快乐地奔跑”
……
那哥们儿是标准的男高音，比帕瓦罗蒂差不多少。激昂处，泛白的长舞动，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声波震得斑驳的墙皮簌簌直响，往往吓人一跳。
每到这个时候，喧闹的酒馆一片寂静。北京人毕竟是大都之民，处变不惊。等我们折腾完，他们附和地鼓鼓掌，继续聊他们的。
现在想起来，那会儿真是我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
在北京当诗人的时候，我曾疯狂地爱上一位摇滚女歌手。她叫毛葳，是金太阳乐队的女主唱。
毛葳以前是一个书商家的小保姆，那书商曾在湖南电å视台工作过，主ว持策划ฐ了中国第一套限量版金字《二十四史》,后来他把这套书折腾上市，坐庄家，玩股票，变成“亿万富豪”。据说因为这个，省里还给他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现在则一落千丈，还是因为ฦ这个，成了“诈骗在逃犯”，据说躲在北美洲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里。
书商和我一位姓张的朋友是亲戚。老张是我们当时的穷哥们之一，写诗，写歌词，当时还没成为“药业大亨”、“歌坛大鳄”。
那时候，我们都渴望出名，渴望缪斯ั女神抛来媚眼，引灵感之ใ水，浇灌我们饥渴的心田à。直截了当地说吧，就是一夜之间名扬天下，走到เ哪儿都有美女和饭局。
毛葳和我们一样，也想在北京混出个ฐ人模狗样儿，从湖南师院毕业之后，只身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她是个彻底的女人，为ฦ了理想什么都肯干，包括当保姆。
跟老张去书商家的时候，我从没注意过这个单眼皮的小女孩。诗人的理想都是双眼皮的，比如晓庆姐那种类型。
书商是湖南人，却不喜欢吃辣椒，特爱喝56度的红星牌二锅头。这一点对脾气。本来他又有钱又有名，诗人们都有些歧视他，三杯酒一落肚，我们就成为亲朋好友。
“兄弟，以后你就是我哥们儿！”三杯酒一落肚，他拍拍我的肩膀，叫得黏乎乎的。
那时候，北京刚流行卡拉ok，在酒店包房里面唱，要12o块钱一小时。书商家的客厅里，一色原装日本进口的“健伍”牌音响，比星级酒店里的都高级。
于是，老张就说：“哥，您这音响，哎呀！”他竖起拇指。
为了充分满足书商的虚荣心，我也在一边夸：“大哥，您的音响是一流的，您也是。”
夸着夸着，书商就迷糊了，道：“来，唱两ä，助助兴！”
“不啦不啦，还有事。”这时，大家就推辞。
书商的脸一板，道：“不把我当朋友了是不！”
“既然都是朋友了，就满足他一回吧。”我说。
书商一高兴，赶紧找话筒，将音乐弄到最大音量，我们一接一地唱，唱得不着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朋友》、《冬天里的一把火》……把费翔、崔健、朱明瑛、彭丽ษ媛、毛阿敏演绎得支离破碎。
在书商家喝酒，我们不必为安全担忧。这是私人领地，再说他家还养着大狼狗呢。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什么时候唱的，那天费翔在工人体育馆开演唱会，把全北京的女孩子都迷跑了，就连书商的老婆也不例外。书商总爱骂费翔杂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夫妻双双把家还》是男女声二重唱，没有女孩子配合，男人又怕捏起嗓子被人骂“二尾子”（也就是“同性恋”的意思），就想把那ว歌删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