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事吧？”我问。
“喂！”是王铎的声音。
“别装糊涂ิ了！我从小芸那儿出来，给你家打电å话，一直没有人接，手机也关机，我以为你出事了呢，想去你家看看。刚ธ到你们楼门口，看见有两个ฐ穿黑衣服的人站在你们单元门口，虎视眈眈地。你家门口也站着两个ฐ，还问我认识你不，我看当时的架势，哪敢说认识，直接就跑到了六楼。在楼ä上呆了会儿，才敢下来。这不马上给你打电话。到底出什么เ事儿了？”
“怎么了？”我问。
当我从那个并不起眼的大门赤条条地走出来时，我的身体、我的精神彻底松弛了。再也不用听别人的指使，再也不用听别人的牢骚，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再也不用装ณ孙子了。我现在完全属于我自己，不再从属于任何人。当然，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以后我每个月我将不会再有5ooo元的收入，我的衣食也许会成为ฦ问题，但我一直认为，君子爱财，不但要取之有道，而且还要取得高兴。既ຂ然这5ooo块钱不是我很高兴地拿到的，我当然可以选择主动地放弃。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我每个月所拿到เ工资是我对这个单位所做贡献的报酬，既ຂ然如此，那么เ这些钱已经和我所付出的等值，就不应该再在上面附加其他的条件，凭什么เ我还要看那些所谓领ๆ导的脸色，服从他们颐指气使的命令，甚至有时还要听从那些粗横而且低俗的指责？现在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君臣社会，即使是君臣社会，臣与臣之间也应该是一种同事关系，是为了同一个ฐ目的。往大处讲是为天下，为苍生，往小处讲是为某一群体，某一单位，而不是某一所谓领导。小时听父母的，上学听老师的，是因为我们缺乏知识，缺乏็辨别是非的能ม力。而既然身为同事关系，，就证明我已๐具有那ว种和别ี人同样的知识和能力，我们之间就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为ฦ什么还要听别人的？我并不是想绝对自由主义，说的对的当然可以听，关键是，这些所谓的领导百分之ใ六十以上说的肯定是不对的，自然没有再听的道理，再听只能是违心，违心地听只能是在培养自己的奴性。中ณ国当年的汉奸多，不能说和这没有关系。
但是，后来我所经历的一切告诉我：人是不能太自信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生。
“什么เ小芸？”
“昨天晚上你在歌厅遇到的那个女的，她就是小芸。”
原来她叫小芸，我沉默了，很美的一个名字，她活下来了吗？
“喂？说话呀，你和她在一起吗？”电å话那边的女人又问了一句。
“没有，我没和她在一起，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她中枪了。”我声音低沉。
“什么？她中ณ枪了？她现在在哪儿？怎么样了？”她急急地问。
“我把她送到เ市第一医院了，看情况很严å重……”
听那个女人好像要哭了，对旁边人说，“小芸在市第一医院，赶快去。”然后又对我说：“她是不是给了你一个包袱？包袱在哪儿？”
“是，现在包袱在我这儿。”
“你在哪儿？”
“我在解放路的肯德基。”
“你在那儿别ี动，我马上过去找你。”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看来，这个女人和小芸是一伙的，她是好人吗？我不敢肯定，好女人会去当歌女吗？也许她是化装ณ，临时客串，目的是等我。但昨天晚上的警察和她们肯定不是一路人，警察是坏人呢？还是她是坏人？还是只是这个ฐ警察是坏人？还有今天早ຉ晨的那个ฐ中年男人，他又是和谁一起？从他们说话的话气判ศ断，应该是三伙人，这三伙人都在找这个包袱，这个包袱对他们来说都极其重要。如果这三伙人都是坏蛋，包袱落在谁手里都没重要，反正没一个好东西，让他们自相残杀吧。但如果其中ณ一伙是好人呢？包袱落在坏人手里岂不糟糕？怎么办？我应该在这里等这个女人？还是去金汉斯？
当一件事涉及到เ自己้身的利益甚至安危时，人往往会乱了方寸，说话做事错误百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如果我跳出利害关系之外，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扔掉这个包袱？不行，但扔掉包袱只能在心理上给自己้一个解脱，并没有跳出利害关系之ใ年，而且那些人是不会相信的，他们找不到包袱，一定不会放过我。突然，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让这个女人和那ว个ฐ男人在金汉斯或在这里不期而遇，会怎么样？即使不能ม辨别出他们的身份，至少我也能从中得到เ一些信息。我现在最大的不利就是对他们都一无所知，这使我非常被动，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啊！
这个问题决定了，下一个问题就是让他们在哪里见面，这里还是金汉斯？金汉斯是那个男人早有预谋的地方，肯定做了充分的准备，对那ว个女人不利。这里呢，是我选的地方，对双方来说都很公平。再说，这里人多，双方即使是对头，也不好在大庭广众下动手。
我跑到洗手间，关上门，拿出手机，拨通了中年男人的电话，用一种极度痛苦的语气说“我是亦书。”
“怎么了？”中年男人问。
“我拉肚子，疼得厉害，可能赶不过去了。”
“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