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颇感意外：“这怕不行吧？你也知道，黄老板已经作了规定，只有冷天的时候，才用热水洗碗。现在是五月的暖天啊。”
福稳中餐馆内设三个组，包括烹饪组、洗涤组和餐厅组。这三个组里面：烹饪组有三名“全月工ื”，组长是柳绍禾；洗涤组有两名“全月工”，组长是李娟；餐厅组则有四名“全月工”，组长是老板黄福稳的妻子玛莎娘家的小弟费蒙。每个ฐ组的组长，当然也属“全月工”。其中，餐厅组的组长费蒙同时也是前台副经理，并且担当了很重要的餐厅收银员的岗位。按照中国的说法，费蒙毕竟是老板黄福稳的小舅子，所以能在店里身兼三职，工资也就比较高了。
阿乔矜持地点了点头：“当然，当然。”
自从三月李娟开始来店里上班，阿乔就一直想在李娟的身上打主意。身材苗条、肌肤白皙、气质清俊的李娟，是个很标准的上海姑娘。她虽从未挑逗过阿乔，但因成天与阿乔๒在一起上班，工作中的距离近得堪称耳鬓厮磨，遂使阿乔有些自作多情地想入非非。阿乔๒已经鬼鬼祟祟地向她蠢动了好几次，皆被她明察秋毫般地拒绝了。
暗娼y装出真正的情侣才有的亲昵劲，拥着阿乔๒上楼进了情侣间。
阿乔在一旁正自有些性急了：“有效的证件？我有、我有！”说着，他从身上掏出了护照。
黄福稳闻言十分惊诧，可以说是“天大的兴趣从天而降”了。黄福稳的兴趣，并非在于那句歇后语的内容，而是在于李娟无意中撂下的上海话。
那么，黄福稳为何对上海ร话如此敏感呢？这不仅要涉及黄福稳家庭的小历史，而且要涉及温州与上海关系的大历史。人们常说上海人瞧不起“下只角”的苏北人，但在19๗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上海ร人最瞧不起的其实是温州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四十多个ฐ春秋，上海ร人只要提到温州ะ人，就会嗤以这样的口头禅：“迭格（即‘这些’）温州小瘪三，不是乱ກ弹棉花，就是投机倒把”。上海电影制片厂曾有一个美工师，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该厂工ื作了数十年，为避“温州小瘪三”的嫌疑，竟然一直谎称自己是浙江省城杭州人。那个时候，在所有上海人的心目中，温州人几乎成了“苦力”与“奸商”的代名词。然而，温州人一边愤愤不平，一边又偏偏离不开上海人。因为在那种“计划经济”的时代，上海凭“票证”供应的轻工产品，代表了全国同行业的最高水平，成了温州人梦寐以求的紧俏物资。黄福稳的祖父二十四岁结婚的时候，乃至黄福稳的父亲十八岁结婚的时候，都像当时的温州ะ年轻人一样，要专门跑一趟上海：并非“度蜜月”，而是先去“黑市”上找“黄牛”用高价买“票证”，再凭“票证”采购自己心仪已๐久的上海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印花布以及“大白兔”牌奶糖等等结婚用品，然后大包小包地坐海轮托运到เ温州，似乎这样才能办成合格的婚礼了。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大6๔的“市场经济”得以畅通无阻。温州ะ作为中国大6最早ຉ敢搞“市场经济”的地方，经济展很快：生产的服装、皮鞋、打火机等等商品，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上海的市场，乃ี至西方达国家的市场。温州ะ人的形象，也在大多数上海人的心目中ณ渐渐得以改善。不过，上海毕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包括温州在内的中ณ国其他城市，都愿与上海构建密切的关系。正是出于对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仰慕，黄福稳二十多岁往返上海做生意的时候，曾下功夫学会了上海话：虽比真正的上海话差了一些韵味，但在外地人的面前，足以自诩“阿拉（即‘我啊’）上海人”了。尤其令黄福稳念念不忘的是，上海女青年的气质都很讲究。那时，他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难以启齿的“美梦”：如果娶了上海女青年为妻，将是他最大的幸福。但他也有自知之ใ明：凭他当时的条件，他的这种“美梦”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1้991้年，他赴法国闯荡，仍然盘算着挣了钱之后，争取圆上这种“美梦”。后来，他为ฦ了能ม在巴黎顺ิ利拓展自己的事业，而与法国女子玛莎结了婚，也就逐渐淡化了对于上海女青年暗暗憧憬的心结。然而眼下，他已是巴黎的中产阶级了，已做了中餐馆的老板了，忽然在巴黎的街边遇见一个正自求职的上海女青年，他怎么不会怦然心动呢？于是，他用上了多年未曾温习的上海话，颇为大声地向李娟套近乎ๆ：“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你如果真的在求职，我正好是你身旁这家中ณ餐馆的老板，也许可以给你提供一点有价值的信息。”
李娟听了，笑逐颜开：“不好意思。你不愧是当老板的，一眼就看出我正在求职。但你刚才的上海话不太熟练。恕我冒昧估计：你好象不是我们上海人……”
黄福稳把车子停妥了，一边下车，一边感叹：“我是浙江温州人，以前在上海做过生意。那个时候，你们上海人特别瞧不起我们温州人。我没办法，为了巴结你们上海人，就下功夫学会了上海话。不过，上海ร话的原汁原味，我们外地人是不容易掌握的。”
李娟由衷地称赞：“如今，国内有不少人想学你们温州话哩。你们温州人已是风光无限、今非昔比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你们温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