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还好。像那个什么，抽象画ฑ。"
"炸没了。"
我和张小尹在桥上闲扯。她问我："ิ你是不是要到厂里去看看啊？"
张小尹说："这个ฐ破厂有什么好看的？"ิ
我爸爸知道我最爱玩游戏机，经常会到附近游戏房去查岗，游戏房的老板是我哥们，见我爸爸遥遥地过来，就打一个唿哨："小路，你爸来了。"ิ我扔下游戏机就往后门逃。我的自行车总是停在后门，骑上车子回到เ家，迅摊开书本假装复习功课。这些内幕我爸都不知道。
我顺嘴答道："ิ复习功课去了。"ิ
农药厂经常爆炸，有时候是嘭的一声，好像远处放了个炮仗，有时候是轰的一声，窗玻璃抖三抖。通过爆炸的声音可以分析出它的强度，家里听到爆炸，就会打电话过去问。那时候只有公用电话，炸声一起，杂货店门口就排满了职工ื家属，打电话过去问，炸的是哪个车间，死了谁伤了谁。打电话的人会转过头来向大家宣布伤亡情况，一般来说，不太会有人死掉。我也很奇怪，为什么爆炸没人死掉。我爸爸说，爆炸之前，仪表和阀门会显示出异常反应，人就全逃光了。如果是毫无征兆的爆炸，那就不是农药厂了，那是兵工厂。
那时候我们家就生活在戴城，这座城市有很多化工厂。农药厂，橡胶厂，化肥厂，溶剂厂，造漆厂，都算化工单位。这些厂无一例外地向外喷着毒气，好像一个个巨大的肛门。你对着肛门怎么可能不感到厌恶呢？
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马路上的出租车很少，口袋里的钱也不多，坐出租车就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和女孩子逛马路，会用一种很温柔的口气说："我们还是走走吧，一起看看月亮。"一走走出五里地去。那时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觉，没有动不动就坐出租车的，她们通常都推着一辆女式自行车，恋爱谈完了，就跳上自行车回家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们。
张小尹和我一起坐在路边。她说："路小路啊，你说说你从前的故事吧。"
我妈说："八百年前的事了，那ว个厂长后来被抓进去了。"
我爸爸说，当时要不是忍气吞声，就该被那厂长捏造一个罪名送去劳教啦。当时，一个厂长要整一个ฐ小技术员，易如反掌，只要在他的抽屉里放几块钢锭，就能以盗窃罪论处，严重的还能ม被判ศ成破坏生产罪，劳教都算是轻的，可以直接被送去劳改。我爸爸做了三年的闷葫芦，别人问他哪里得罪了厂长，他就装成是个白痴一样想不起来了，这才算躲过一劫。一直到เ拨云见日，那厂长被群众检举，判了徒刑é，我爸爸才长叹一声，从白痴又变回了正常人。
我说："爸爸，你真不容易，搬原料桶那会儿还顺带把我造了出来，辛苦了！"ิ我妈听了，顺ิ手在我脖子后面拍了一巴掌。
我爸爸埋怨我妈说："当年，要不是你闹着要去看电影，我怎么会撞到เ厂长？"ิ
我妈说："你自己笨。在仓库里看见了裙子奶罩，还非要去看个究竟。你不会跑开啊？"
我爸爸说："奶罩上又没写他们的名字，我怎么เ知道又撞上了厂长？"
我爸妈要是拌起嘴来，简直是无休无止。趁这个功夫，我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假如让我去搬一辈子的原料é桶，从一九九三年一直搬到เ二○三三年，在这四十年里我每天搬一百桶原料，每桶原料重六十公斤，刨去星期天在家休息，我这一辈子就得搬动七万多吨重的东西。距离倒不是很远，也就几十米。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就是把一幢大楼挪到了街对面。这个结论无疑是很悲观的。
我受了安全科的教育，其实并不怕自己้被炸死。倒B说了，被炸死是一种概ฐ率。看了展览室里的死人图片，人会产生两种错觉，一种是觉得自己明天就会有类似的遭遇，如我的化学课代表；另一种是觉得这事情横竖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比如我。我坚信此生不可能被炸上天，然后再一片片地落下来，我认为自己้会老死在某一张病床上，身边有我的儿子孙子重孙子，我既不可能是烈士也不可能是案例，我的照片绝无可能ม出现在全国的化工ื单位里。但是，另一件事情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我：假如我被分配去做一个ฐ搬运工，那就没有任何概率可言了，这七万多吨的重量就是我的宿命。
后来我爸爸说，搬原料桶，如今都是农民工干的事情，绝对轮不到เ我这个拥有正宗高中文凭的人来做，这叫人才浪费，国家对此非常重视的。我爸爸拍了拍我忧郁๗的后脑勺说："放心吧，你起码也是个钳工。"
其实，我爸爸还是不能理解一个悲观者的想法。我把这件宿命的事情想明白了，就知道，即使我做了钳工，也就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让几万个水泵起死回生。我当营业员是一辈子数人民币，当科员是一辈子看日晷，当工程师是一辈子画图纸，都没什么意思。我这个想法不能说出来，因为实在太无趣，无趣得简直想去死掉算了。
对于工ื种问题，有必要再解释一下。工厂里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干部，一种是工人。在工ื人看来，干部ຖ是从来不用干活的，其实不是这样，比如宣传科要出黑板报，工会要安排文艺活动，财务科要做账点钱工ื资，这些其实都是劳动。但在工人看来，这种劳动因为不消耗卡路里，所以迹近狗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