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程朱理学诞生的时代。自宋以降，封建伦理对妇女的束缚又多了一道理论枷锁。但是另一方面，从历史现实的角度看，宋代妇女活动的领域并不象理学要求的那样严å格限于闺阁内。不同阶层的妇女境遇有着巨大差异。很多妇女与男子一同从事饮食业、娱乐业、手工业等工商业活动。这与宋代士大夫对妇女的要求是存在鲜ຒ明冲突的。本文将对这两ä种截然不同妇女生涯进行对比，并试图解释这一矛盾，
宋代士大夫的妇女观，大致可以在几位士林领袖的言论中获知。如李昌龄：“大抵妇人女子之性情，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率御之ใ以严，则事有不测，其情不知，其内有怨，盖未有久而不为害者；率御之以宽，则动必违礼，其事多苟，其心无惮，盖未有久而不为乱ກ者。”《乐่善录》欧阳修：“凡家人之祸ຖ，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欧阳文忠公集?易童子问一》真德秀：“夫女子阴柔之性，鲜不忌妒而险?者，故二女同居则猜间易生。”《大学衍义》卷一直至朱熹提出最极端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反人类的“话语”。由á于对妇女性情的这种本体认定，妇女被认为危害家庭、社会，必须置于男ç性的管制下，最适于圈禁于闺中。司马光的《居家杂仪》规定：“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男ç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则昼无故不处私事，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ณ门，必拥蔽其面。”浦æ江《郑氏规范》更有详细规定：“女子年及八岁者，不许随母到外家。馀虽至亲之ใ亲亦不许往，违者，重罚其母。”“诸妇无故，不出中门。夜行以烛，无烛则ท止。”男女的分野在空间上做了明确划分，妇女在闺房所处的时间长短成为评价她的硬性指标。于是便有了女子为ฦ守节多年不出闺房，不与亲人见面，甚至宁愿被歹徒所害也不出闺门等今天听来骇人的贞烈事迹。这不能不说是受宋代士大夫宣扬的性别ี观的结果。
这种观念挥严格作用，主要在士大夫门第内，概ฐ唯有士大夫家，才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建造分得出大门与中门的庭院，有隔离妇女之ใ可能。南宋时，闺门严肃的人家多为ฦ中原故家，陆游说：“予少时，犹及见赵魏秦晋齐鲁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观，岁流离九死中，长幼逊悌，内外严正，肃如也。”《渭南文集》卷三四在普通市井人家，并不能得到严å格执行，到了传统的节日，妇女出门游玩还是很多。如南宋李清照在一阕《永遇乐่》中ณ描写到：“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拈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以及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娥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都刻画了妇女门户以外的活动。
士大夫家之所以对妇女要求如此严格，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在士大夫眼里，妇女问题不仅是家庭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儒教伦理一向有将君臣之礼与夫妇之礼相类比的传统，如三纲中将君臣与夫妇之纲同时提出。男女之间的秩序被提高到君臣，也就是国家秩序的高度。贞节与忠义并列，贞女与烈士并重，被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体认。体现在文学中，也总用夫妇关系来暗喻君臣关系。屈原的《离骚》中，就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来表达自己不被君王认可的苦闷。后有唐人朱庆余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闺意献张水部》，王建的“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新嫁娘》。再加上“修齐治平”的行动秩序，士大夫立足家庭开始完成个人伦理道德的完善过程，于是，妇女的贞节成为男子忠孝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一种衍生和象征，被提到了政治的高度。朱熹之所以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是考虑到士人，尤其是士人领袖家庭中妇女的失贞，不只是该女子，或该家庭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ฐ士林体面的政治问题。“昔伊川ษ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况丞相一代名老，名教所宗，举措之ใ间，不可不审。”《朱文公集》卷二六正所谓“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古代中国，这一规则被充分运用。
第二，妇女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宋代家族组织进行了重建，族长、族产、族规、祠堂等家族形态逐步完善与普及，儒家伦理道德融入家法之中ณ向家庭成员的渗透，强化了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父系家长制度，扩大了族长对宗族的管理权力。妇女沦入繁重的家务劳动与毫无自主权利ำ的处境。家族中ณ日益严å厉的家法族规的约束，加之大家族中众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时常引的矛盾，以及随着大家族财产的增多从而渴望小家庭积蓄私产的强烈愿望，都促使妇女成为分家的积极倡导者。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中，争取家庭自主权、争取主内的权力，则ท是同居共爨大家族中的妇女所最为ฦ向往的。妇女对大家族财产分析的意愿，是与士大夫保持家族经济地位与扩大家族影响的意志相违背的。这也是士大夫往往认为“凡家人之祸，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的重要原因。宋代很多族规中ณ都规定了妇女不得干预ไ家政。家族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大小事务，特别是与家族同居共爨有关之事，女性如果表意见，就会被认为是“谍言”、“长舌“，受到家法处置。南宋郑德璋临去世时双目失明，其子太和啜泣问齐家之ใ道，他张目厉声说道：“毋听妇言！”1้以上种种，可见士大夫家族中对妇女离析作用的防范。为了维护家族的稳定和力量，妇女必须被圈禁在家族深处，成为沉默者。这一过程，一方面通过严å格的族规、家法来进行规训与惩戒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化过程，即对妇女的本体界定来进行，这也就是为什么士大夫把妇女妖魔化为“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鲜不忌妒而险?”的危险人群的原因。
考虑到士大夫对妇女问题的这种“实用主义”观点，也就不难理解宋代另一种现象――妇女的大量就业问题。宋代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展打破了唐代坊市制度，加了城市化进程，出现了坊市合一的经济形态。城市的展反过来拉动了对服务业的需求。其中ณ，酒店、茶坊、歌楼、妓馆的展尤其兴旺。宋真宗景德年间，商酒茶盐四项税收总额为12๐33万贯，其中ณ酒税428万贯，到เ仁宗庆历年间，仅酒一项税收全年就可得1้710万贯，4๒0年间酒税增长了四倍。榷酒收入在宋朝财政中，仅次于两税、榷盐，居第三，其岁入总额比榷茶收入要大数倍，由此可见酒业在两ä宋财政收入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官府为了增加酒税收入，往往招妓女诱民酗酒，刺激酒的消เ费。北宋宋神宗时，“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ใ”。官吏的升迁奖惩也要与其酒课税收直接联系，因此大量妓女受官府雇佣从事酒业促销。据陶觳《清异录》卷上《蜂草巷末》记载，北宋初年，汴梁“鬻色户将及万计”，“凡京师酒店，门皆缚彩楼ä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ä，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ใ宛若神仙”《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南宋时期，临安和乐楼等1้1座酒楼、酒库“以上并官库，属户部点检所，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可见，宋代官妓以及相关产业的运作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除酒业外，妇女也参与了其他经济领域。宋代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其中就有妇女参与的不少行业。特别是在饮食业中，她们不仅参加生产，还从事管理和经营。很多店铺甚至以她们的称谓命名，如曹婆婆肉饼、宋五嫂鱼羹等等袁炯《枫窗小牍》。此外，宋代城市中出现了大批从事歌舞、戏剧、游艺、杂耍、说书等行当的男女艺人和瓦子、勾栏等娱ຉ乐场所。北宋汴梁最大的演出场地象棚，可容数千人。“不以风雨寒暑，各棚观众，日日如是”《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街楼巷》。南宋临安的瓦子以北瓦为最大，有勾栏13座，女艺人较北宋更多。《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中记载的行当有55个ฐ，其中有女艺人的至少20个2。可见妇女在宋代娱乐业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尽管宋代的主ว导思想仍然是儒教伦理，但从增加财政税收的角度，政府并未以儒家对工ื商业的歧视来指导当时的商业经济。宋代工商业者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较前代都有了提高，如工商业者可以通过科举入仕，行业组织成为政府的代权机构，帮助政府推行政令，管理市商。有如此多的妇女活动在市井中，与士大夫家中ณ的妇女被严å格限制在门户内，形成了鲜明对比。之所以两者并行不悖，是由于作为城市中下层，而且家庭规模又较小的市井人家，与士大夫家族相比，没有类似的政治经济要求。他们既不需要妇女做贞洁烈女来标榜自己的节操，也不需要压制妇女对小家庭的偏好，相反，市民阶层妇女是重要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城市和商业经济的展不允许她们停留在深闺中。这些都是宋代市井妇女得以走出家门的原因。这一变化建立在宋代城市工商业展与城市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市井文化的基础上。所谓市井文化，就是对市民生活方แ式的精神表述，包括他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社会心理、生活情趣等等3。市井文化的兴起，以其带有自由á主义和个ฐ人主ว义色彩的特有的文化内涵与传统的、主ว流的儒家文化形成冲突。儒家士大夫以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获得了充分的话语权，而市井文化则ท多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达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ฦ逻辑。在对古代妇女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认为宋代妇女相对唐代妇女地位有所降低，体现在程朱理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妇女的贬低和压抑。但是程朱理学是在何种机制下影响妇女，又影响了哪一部分妇女，都需要做明确的的分析和区分。本文无意判断市井妇女的“抛头露面”和士大夫家庭妇女的“不窥中门”哪种更进步，更能提高妇女地位，只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妇女生活进行分析和对比。换句话说，本人不赞成有统一无差别的、无阶级无历史的，抽象的“妇女”或“女性”的概念。对古代妇女生活史的考察，应该是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面向的多维立体式的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