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外公在另外一个县的乡下，离晋公庙大约有五六十里路程，老人家一生没有儿子，只生了奶奶们姊妹三个，都出嫁了，老伴也在几年前去世了，现在一个ฐ人生活，是典型的贫农。
没要一会功夫，从那道简陋的门外闪进了几个老人，大家围着那简陋的方桌坐下，老人家的话也很简洁：“几个老兄弟，闺女家现在的情况您们也都知道，二杆子要让王家绝户，我们怎么说也要为ฦ王家保住这一条根，今天大家作个中间人，我们把字据立了，以后福运就是我的娃，就是姓杜的娃。”“没得说的，立！”几位老人异口同声地说。须叟之间，字据立完了，都签上字，按上了手印。老人家叫杜丰甲,是“丰”字辈，按排行父亲就是“光”字辈，大名叫作杜光汉，小名还叫福运。几位老人连夜又送走了奶奶，当然也免不了叮嘱一番“一定要撑住”、“家里还有三个娃娃，尽量照顾好他们”之类的话语。
话说到了1941年，父亲这时出生了，爷爷的生意这时做得也更好了些，又置办了几十亩田地。因为觉得这几年过得还可以，爷爷便给父亲取名叫福运。经接着又生了二叔和三叔，爷爷置地的热情同时也有增无减，已经有一百多亩地了（那时王家所在的村子所有的地也只有两百多亩）。可能是王家那里比较偏远，当时日本鬼子一直也没打到เ哪里，所以国共两党在当地的摩擦也就一直没停止过。父亲回忆说，好像是43年，共产党的如团长有一晚上找爷爷过去喝酒，谈了一个ฐ晚上的话。如团长说爷爷这些年帮他们做了很多好事，他不忍心看着爷爷越走越远，共产党离胜利的日子也不远了，现在不仅不能ม买地了，而且要把已经买的地再卖掉，并且他要展爷爷为地下党员。
如团长调走后不久，父亲有四岁，大概是19๗46年，家乡解放了，随后“土改”也轰轰烈烈的闹了起来。
经过很长时间的沉默之ใ后，秃子队长下决定说：“那ว好吧，你暂时不入社，姑奶奶（秃子队长按辈分应叫我奶奶喊姑奶奶。）们啥时入社你就啥时入社。活做不过来你言一声，队里我来说。”
于是父亲成了村里入社最晚的一个ฐ。
一个十二岁的半大孩子，做着所有成人要做的活。犁田靶地等等，在村里老人们地指导下，父亲渐渐也成了行家里手。父亲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时不时地还把牛赶上去帮奶奶家耕种，有时候在半夜里，父亲还要用他那尚显稚嫩的肩膀挑点粮食，或者是柴火，像做贼一样去接济奶奶全家。
因为没有入社，那年的棉花就只有父亲一个ฐ人去交了，那天天还没亮，父亲揣上前天晚上摊的死面油馍，挑上他的棉花上路了。那时候已近初冬，杜家营离公社棉花站有三十多里的路程，天微微亮的时候，父亲大概走了十来里，衣服已经汗湿了，他脱下夹袄挂在扁担的一头，直到接近中午，身上只剩下背心短裤的时候，父亲才到达公社，棉花站已经下班了。收购点前排着长长的队伍，聊天的聊天，吃干粮的吃着干粮，还有些是给队里交棉花的，留下一个看场的，其余的同伴走上镇子上的饭馆去了。父亲找到一个他认为比较合适的位子，放好他的棉花挑子，在自来水管接了一碗水，就着吃起了他带着的死面油馍，渐渐地靠着他的棉花包睡着了。
当父亲正在梦乡游弋，老外公问他，仓库的粮食还够不够数，有没有小偷，一阵响动惊醒了他。父亲看到一个ฐ一脸横肉的家伙正提着他的花包准备倒，父亲冲上去抓住那人的衣领，厉声地责问，父亲被那人一脚踢在了地上，鼻子磕出了血，但父亲顾不了那么เ多，仍然扑上去抓住他的衣领ๆ不放。吵闹声引来了维持治安的工作人员，父亲故意把鼻血搪了一脸。
“咋了，小鬼？”工作人员同情地问。
父亲抽泣着回答：“他夺我的棉花，还踢我！”父亲指向那ว个一脸横肉的家伙。
“小家伙偷别人的花！”横肉脸理直气壮地叫道。
“放屁，那ว花是我的，花包上边有我爷的名字，我爷叫杜丰甲！”
在工作人员的检查下，花包的角边果然有杜丰甲的字样，加上有部分熟悉的乡人的指认，场子上炸开了锅。
“王八蛋，欺负一个ฐ娃子！”
“你还是不是一个人，人家娃ใ子大老远的挑点花来，你还要抢，把人家娃子还打成那样！！！”
“揍他个狗日的，把他关起来！！！！”
最终横肉脸被叫来的警察带走了，而父亲也被工ื作人员免除了排队，最先交。
父亲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着中午生的事，回到家晚饭也没有吃，他在心中暗暗誓：我要快点长大，不能再让别人欺负我，也不能ม让那些人欺负弱小的人！想着想着就进入了梦乡，父亲又见到เ了太爷和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