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昊沿着放下的吊桥越过护城河，正要往城里走，却被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叫住了。那军官走到朗昊跟前，掏出一叠纸，朗昊用眼睛的余光瞟了一眼，见那纸上画着个人像，人像是用墨笔勾勒的，轮廓比较粗糙，但依稀是个男人的脸。军官比照朗昊的脸形与纸上的人像对了一下，突然脸一沉，后退一步，大声喝道：“大胆匪寇，竟敢混进城来，来人，还不快给我拿下！”
“他是我叔叔，我来城里就是找他的。”朗昊见军官认识维特-斯泰因，一时福至心灵，随口应到。那ว军官见朗昊应的比较快，不像说谎的样子，便信了几分。“既然你是他的侄子，该知道他住在哪里了？”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个ฐ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着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ท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โ的，政府由á一个ฐ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ม说一切由皇帝**。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ๆ。一个ฐ中ณ书省，一个门下省，一个ฐ尚书省。到เ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很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ท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ณ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ใ职而止。给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ä省都废了，只剩ທ尚书省，但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ຖ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ຖ有户部司，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ຖ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左右仆射为ฦ副长官。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ຖ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多头的衙门。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๐经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了。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ณ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ຓ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一切刑é法案件到เ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เ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ຖ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九卿之ใ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刑部不能ม管吏部，吏部不能管户部ຖ，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ต，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ຓ。
武官则有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个卫），他们都只管出外打仗时带着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内。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黄帝ຓ。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的组织，来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ใ重要。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ງ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ຓ来独裁。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ำ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ຓ独裁的。
再说给事中，他官阶虽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ຖ分六科。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ຖ给事中，故又叫六科给事中。大抵这个人静悉财政，便派做户部给事中。那个人懂军事，就派做兵部ຖ给事中。皇帝ຓ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ຖ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关于财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方แ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而且给事中ณ并无大官，可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鞠，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来，他们的意见是很受尊重的。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乙、明代内阁制度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ฦ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ฦ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ฐ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ฦ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ใ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ม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ຈ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ຓ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ณ央，中央政府所当预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ຓ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ว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ณ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ຉ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ຓ也须黎明即起，等到เ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ຉ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ฐ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ฐ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เ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ๆ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แ国家有什么เ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ຓ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ม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โ，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á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ຓ关系是既ຂ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ใ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ฐ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ຓ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ຓ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ฐ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ฦ“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ຈ。在唐代，一切政令由á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ຓ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ຓ。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ຓ独裁了。不过碰到เ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เ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ท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ຓ，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ม。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โ，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ๆ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ว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ຓ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á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ຓ。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โ*，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ๆ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é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ณ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ຓ，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ຖ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ๆ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ม。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ๆ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ຓ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ณ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ม主张**โ治，其实他本身就已๐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โ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ว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ๆ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ຉ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丙、明代地方政府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ฦ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ຖ《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ฦ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แ，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ກ，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举ะ了历史上许多例来讲。总而言之，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แ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他们两ä人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有不同。黄梨洲注意在上面，顾亭林注意在下面。但我们若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
从中国传统历史意见论，地方แ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汉代，但唐代地方制度也还好。让我们举一例来说：中国地方这样大，现在有飞机、火车、电报，政令传达，不感觉多么的困难。从前交通完全靠驿骑，这就不容易。驿路可通全国，到เ处都有站，当时则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长安，若要发一公文到番禺（广州）或者到เ杭州与福州，都非常困难的，这我们可以想象到เ。但当时并不曾因交通之辽远，递讯之困难，而政事上有所失误。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发电报要分加急电和普通电一样。当时递送某种公文一点钟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定。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时，慢的多少时，都规定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เ达了，守站的早ຉ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此人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跑。第一天到เ什么地方แ歇，第二天到什么地方แ歇，都有限定。因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打电报利用科学，从前全靠人力马力。每天户部吏部，尚书各部都有公文送往各地，一匹马来，一匹马去，络绎于路。现在的火车轮船，有时还误点，古时驿骑误点，更该是寻常事。但也总得多少照规定时限到เ达。否则，政事就会乱，国家就会垮台。举此一例，便知现在我们所喜欢说的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那ว句话，也不尽正确呀。照理论，空间愈大，时间愈紧要，中国人若无时间观念，不该能统治管理偌大的空间。
再说那些站，建筑也极讲究。假山、水池、亭阁、厅房、洗澡间、马房，一应设备都周全。送公事的到了，总给你休息得很好，好让你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路。即使不睡觉、不过夜，休息一两点钟，也足够恢复你疲劳。同时替你准备好新马，给你继续上路。马力也分等级，携带第一等紧急公文的，便给你第一级快跑的马骑。这些荒山穷谷的守站人，也决不会误你事。由á这一个例，可见当时行政效率之高。但这种功绩，并不能全归之ใ中央，这不是宰相和工部ຖ尚书的事，而是地方政府的事。顾亭林亲自走过的地方着实多，据他说：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铸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多半是唐代留下来。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留下来。驿亭的建筑遗址，顾先生也看得多了，他才追怀到เ唐代的规模。据他《日知录》所讲，真好像近代欧洲人眷念推崇罗马古迹般。但罗马是帝国主ว义者征服四周，一切为武力而措施ๅ。唐代则ท完全是地方แ政治之完善。两者间用意不同，而顾先生也不是漫无用意，如考古家般来赞扬唐代。他的用心，正在针ฤ对着明代之实际情况。让我们继此来讲一讲明代的地方行政吧！
丁、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要讲明代地方行政，最重要该首先提到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省区制度了。今天我们还用着行省这名词。行省制ๆ度，不始于明代，这是从元代开始的。也可说金代先已๐有行省了。但正式成为制ๆ度的是元代。我们今天俗称江苏省、浙江省，省像是地域名。但历史上省字原始是衙门名，非地域名。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是当时中央的宰相府，一般称为都省。行中ณ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这因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把握集中在中央。某地方出了事，就由á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ฐ人去镇压，行省是一个ฐ行动的中书省。过去御史台派人考察地方แ行政，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所以有行台。中书省是中央政府最高机关，怎样可以分一部分在江苏，又分一部分在广东呢？这是元代一个极不合理的制ๆ度。这因异族征服了我们，跨驾在我们头上。最先使用这一制度的还是“金”。不过无论是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ๆ度来统治中国，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แ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治。此如现在英国在香港，过去在印度，都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直属皇帝的。在名义แ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地根本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可见任何一制度，其背后都有意义可说。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ณ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ท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แ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ณ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เ地方。在当时，并不是说把全国划分成几个ฐ地方行政区，乃ี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ฦ中央宰相府的活动分张所。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แ，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中央需要派一个大员来镇压某地方，就派一个外驻的宰相。在元代，共计有如是的十个分张所，并不是全国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个ฐ区。行省制度在法理上的实际情形是如此。
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ฦ了行政方便，而是为ฦ了军事控制ๆ。行省制度的历史来源确如此。所以直沿袭到เ近代，依然有其痕迹可寻。我们现代的省区分划，和唐宋时代的道和路都不同。如江苏：徐州ะ是一个军事重镇，它一面是山东，一母是河南与安徽。徐州属江苏省，但它的外围，江苏管不着，如是则江苏的总督或巡抚就无法控制ๆ了。南京也是一军事重镇，但如广德不守，或者芜湖放弃了，南京也不能ม保，而广德、芜湖也都不在江苏的管辖内。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元代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它用意。明代人明知这一制度在名义แ上就说不通。而且明代也废去了中ณ书省，更何来行中书省？所以把行省长官改成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正式划分为ฦ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我们若正名讲，该说明代的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三个ฐ布政使司，不该说它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说多少省。到เ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ำ抚和总督。巡ำ抚总督在明代是非常设的官，故地方แ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但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๐经是名不正，言不顺ิ。就官制ๆ言，地方区域，也不该称为司。而清代则更无适当称呼，于是仍沿袭称了省。譬如有江苏布政使，有江苏巡抚，而江苏地区则称为江苏行省或江苏省。清代一统志是这样称呼的。其实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又清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划分，如称关东三省（山海关以东），或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之ใ类。这更是无意义。这是把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误事。别ี的不管，只叫广东省、广西省，不说岭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独关东三省因为ฦ清代限制中国人出关，常把来混合称为关东三省，不分开，而后来又把关字省了，只叫东三省。习俗相沿，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不同，全国只知道有一个ฐ东三省，却不看大清一统志，岭南也有南三省。其他省区全都如此并合称呼，东三省并不和其他地区有两样，而我们却误认它是两样了。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误叫为满洲，这更大错特错。满洲只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ะ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关东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而尚不全是行政区域。而一般人不注意这些事，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所以他把省区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南几省等不合理的称呼，来牵强混淆。而后来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区域，而且东三省就是满洲。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混淆。后来弄出溥仪的伪组织，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着满洲，实际上东三省哪可与满洲相提并论？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清代学者中ณ，就有人主张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称为布政使司的。然而总督巡抚又如何称呼呢？所以当时也没有人附和。然而行省之称到底是不妥，又加说本部ຖ十八省，那更荒谬。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๐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ณ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ใ本部？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ณ、华北等称呼，试问中ณ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这因讲元代的行省，而牵连涉及。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戊、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
再说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ต的，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ฐ都指挥使，管军事。三个司合称为三司。承宣布政使司又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司叫臬司。清时俗称藩台、臬台。照理，臬使尚可称台，如御史行台之例。按察使本该流动考察，不常川ษ驻定一地方。但明清两ä代都已固定有驻地，称台已不合理。至于承宣布政使司，全省行政都归他管，更不该称台。布政使下面有参政、参议等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等官，这种官派出去，叫分司。分司到了清朝，俗称道台，普通称为监司官，犹如省政府派几个ฐ参议到地方上协助办事。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明制ๆ，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这是第二级。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级。三级之ใ外再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元代是把中央政府分置到เ地方，就变成行中ณ书省。明、清两代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เ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这也难怪。因为省区大，事情多。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分司分道有分为ฦ两种。由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由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黄书》里，曾有一统计，说：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八府，有二十四个ฐ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这样一来，县上面有府，府上面有司（分司），司上面才是省（司），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府、州之ใ上，都是管官之ใ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所以中国地方แ政治，宋代已๐经不理想。宋制ๆ分路，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个ฐ监司官。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ฐ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汉代县上面是郡，郡上面没有了。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阶位俸禄，和九卿相似。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但汉郡ຉ多至一百以上。今天中国的一省，有比欧洲一国更大，而现在的官场习气，还是薄省长而不为。至于县长，那真微末不足道，这实在是政治上一个大问题。
以上还只讲的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而这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还有更高一级的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还尚好，因其必有事才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带一个ฐ都御史的衔。这就是说，由á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御史临时派到地方去办事，所办是巡ำ抚、总督等事。譬如倭寇来了，沿海地方没有总其成的人，就派一个ฐ总督或巡抚去，这是临ภ时的。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仍旧ງ回中央，机关也撤销了。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在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上面再加巡抚总督，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我们现在再从历史演变源头上说来，汉时由刺史变成为ฦ牧，以及唐代之ใ十道观察使，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แ行政长官的。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明清两代之总督巡抚，则是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由中央来临制地方已๐不好，何况派军官来常川镇压呢？若非地方แ政治失败，亦何来有此需要？这实在不能ม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失败。
己、明清两代之胥吏
上面所说，是地方แ政府一层一层的由á上面加来的高压。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最要是骊胥之制ๆ。中ณ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略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在两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á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极敦厚，极笃实。唐代的吏和官，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判然的划分。判然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若再溯而上，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因元代政府长官，都用的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识中国字，于是便得仰赖于书记与文案。中国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便混进各衙门当书记与文案去。那便是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但明太祖时，因人才不够用，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所荐举的，不分进士、监生、吏员，朝廷尚是一律任用。进士等于如高等文官考试的及格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员则等于是公务员。这时尚不分高下，同样有出身。但那是一时济急。迨到明成祖时，便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ม做监察官。又吏胥不准考进士，这样一来，便限制了吏胥的出身。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治史上，实有甚大的影响。西方แ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ท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则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不易理解此分别ี的。若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词也无法翻，只有中国人脑筋里才懂得。譬如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ณ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à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之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ใ中无出路的来当胥吏。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近代政治界中ณ最有名的所谓绍兴师爷，也不是清代才有，早ຉ在元明时代已๐有了。他们的势力，早已布满在全国。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停，他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ຖ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เ绍兴后，多能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来。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ກ的根本。陈几亭这番话，实在不能说没有他道理。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直到晚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ท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ท可增可减。大抵中国政治界ศ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ใ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ำ。吏胥则ท是此七项的专业人，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遂尽量地舞弊作恶。我们都知道，旧官场查复公事，有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也有说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照前面报就轻，照后面报就重。这些都由吏胥上下其手。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á吏胥去办。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面八方แ相勾结。而管官的官却从科举出身，哪里懂得这些事？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到เ衙门，至少需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吏胥就不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从明代起，以前是没有的。而直到清代，这种趋势，日甚一日，其误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只要一行作吏，沉淀入浊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种制度，而讲制度者不注意。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而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长官虽贤明，无奈他们何。此乃法病，非人病。现代一般人，都说中ณ国人不**，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什么เ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吏胥政治之ใ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地方แ政治是政治之最低层，最下层。在两ä汉是一个ฐ长官（县岭）之下有许多小官（掾属即吏），明清两ä代，是一个小官（知县）之ใ下有许多永无出息的办事员（吏胥），而政治上许多花样（文与法）却尽付与他们，试问其影响与结果该如何？
二、明代考试制度
考试制度自唐历宋，还可说没有大变动。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都从明代沿下，现在我们且讲其间两点重要的：
甲、进士与翰林院
第一讲进士及第和翰林院。唐宋两代的考试，由á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แ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譬如你是山东人，便向山东省政府报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东省进士。考试录取，就叫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到了明代，殆因报考的人数更多了，才分成几次考。第一是府县考，录取了叫入学，又叫县学生，俗名又叫做秀才。照理，县学生该赴县学读书，但有名无实，并无正式的县学。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这叫乡试，中试者俗称举人。各省举人再送到中央，集合会考，这叫会试。会试中试，始是进士，也叫进士及第。其实就名义论，举ะ人就如进士，进士也就如举人，哪有这许多分别呢？明制进士及第以后，还该留แ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一个资格老的前辈进士出身的人来教。这个人，本身就是朝廷大官，也不严格来教读。照例，要待这些进士读书满三年，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所以明代翰林是进士在中央读了几年书，经过考试，这个时候称为散馆，才成翰林的。但此种进士读书的制ๆ度，不久ื也有名无实了。而明代风尚，则极看重进士与翰林，非进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明以前的科举，只进士及第后，即便分发服务，依其行政成绩逐渐上升。明代则举人不便是进士，一定要进士及第，进翰林院的这批人，才能当大官。举ะ人以下就没有做大官的份，如是则科举场中也分了流品。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举人则变成了浊流，沉淀在下面，永远不超升。鼎甲出身，也成一种流品观念了。我们不能说科学场中有阶级，但却有流品。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成两层，下层是秀才、举ะ人，没法当大官。上层是进士与翰林，也没有做小官的。清代也如此。像曾国藩进士殿试，虽列三甲，只是同进士出身，然而进士散馆成绩好，获进翰林院，以后出来便做几任学政主ว考，后此就做侍郎，等于现在的部次长，一下就做大官了。至于考不上进士翰林的，无论你学问修养好，从政成绩好，总之没办法。这种制ๆ度，依然是重法不重人。但平心论之，此项制度也绝非无好处。明清两代许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因为考取进士后，留在中央这几年，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积渐都了解。政府又给他一个好出身，将来定获做大官，他可以安心努力。他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之大用。进士与翰林成为ฦ政府一个储才养望之阶梯。科举本只能ม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两ä代进士翰林制ๆ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ณ集中ณ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即如曾国藩，考取进士时，也不过三十几岁，那时在学问上是并无甚深基础的。而在他进士留馆一段时期，住在京城，生活虽说很清苦，但亦很清闲，没有什么เ事，可以一意从师觅友，读书论学。学问基础，便在那时筑成。及做翰林，还是没有事，还是读书，。即或放到外省作主考官，主考还是没有许多事，旅行各地，多识民情风俗，多认识朋友，回来还是翰林。如是多少年，财政是当官任事。国家养你在那里，担保你有大官做。政府的事，你都可知道，只让你从容一时期，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明清两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文章，其他都不晓得。他们住京都，往往只携一个仆人，养一匹马，或住会馆里，或住僧寺里，今天找朋友，明天逛琉璃厂，检书籍，买古董。或者在当朝大臣家里教私馆。然而他们负有清望，是政府故意栽培的人才。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ฐ储才之所，把下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ว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当然，做翰林的不一定全都好，然而政治家学问家都由这里面出来，那亦是事实。
乙๗、八股文
其次我们要讲及八股文。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毁丧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没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ว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有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ฦ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辨。所以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犯了这个格式就不取。这不过是一个ฐ客观测验标准。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这也不是一下子便制定了这格式，而是逐渐形成的。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ฦ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ๆ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ๆ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四、明代兵制
现在说到兵制。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ๆ并不远。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ๆ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大的兵区叫卫，小的兵区叫所。明代的卫所，便如唐代的府。明太祖曾说：“吾养兵百万，要不废百姓一粒米。”这用什么เ方แ法呢？那ว就是卫所制ๆ度了。当时每一兵区，设在一个ฐ府里的叫所，连着两ä个府的叫卫。大约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ฦ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á朝廷派一个将军，叫做总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对。战事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给田à自养，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还是同府兵制一样。
我们读历史的，读到明朝晚年，总觉得中国太不行。满洲不过是松花江外一个ฐ小部ຖ落，中国怎会抵御不住他？我们因这一番愤懑之情，便不免要多则悲。其实我们该晓得，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该就历史上切实来理会。这并不是说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政府**黑暗，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想象话，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๐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ม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的。它也会放松一下。就拿卫所制ๆ度说，此制ๆ度不算得不好，而且明代也凭此建立了辉赫的武功。后来国势隆盛，四境太平了，兵卒一生不见打仗，他们的精神当然会松懈。而且动员打仗，譬如打满洲吧，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分调，不是随便单从某一地方调拨的。这说来并不错，但结果，全国各地的兵卒，几十万人集中到เ中央，早已是全国骚动了。而且他们间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打开武库，里面所藏兵器衣装，不知已是若干年前做好存贮在那里。拿出来，铁也锈了，缝的线也烂了。这也不能ม怪政府。当然不能经常隔三年两ä年要做二三十万套军装ณ摆在那里让它一次一次霉烂的。纵是今天的美国人，也是临到不得已๐，才努力制ๆ造军用飞机的。若没有苏联大敌在前，他也不会造。明代也因于承平积久而军装ณ霉烂了。一旦把这些破烂军装拿出来，分发兵众，临时仓促，胖子穿着紧ู的，瘦子穿着肥的，大家想调换一套称身的，军营里，你找我，我找你，也不是件容易事，大多数是勉强马虎穿上身。临出发，军队照例要祭旗，这当然并不是完全为迷信。现在军队出发打仗，也要预先演习，试试枪炮的。从前祭旗的典礼，要杀一条牛，这譬如今天大军开发前试炮般。据说明代那ว时，这条牛就杀不死。为何呢？这因武库的刀藏得太久了，锈了钝了，所以杀不死一条牛。祭旗杀牛用的刀还如此，几十万士兵手里拿得更可向。我们今天却不能单凭此等事骂中ณ国文化不好，甚至说我们民族已衰老。这实在是因于承平过久，自然把战斗生活淡忘了。我们再看满洲人，他们戴的帽子，两边可以遮下，只从两耳到颌๒下，面部只露两只眼一张嘴。这因东北气候冷，放下帽来才可保护耳朵鼻子，不使冻脱。今天我们穿的马褂与长袍，这也是当时满洲的军装。为了骑马方แ便，长袍一面开袴，骑上马，还可把另一面的里襟搭过来，两条腿都盖着了。照ั中国内地人服装，骑上马，膝盖就露出，要受冻，僵了。两手为ฦ要伸出拿马缰绳，他们的马蹄袖，正好保护伸出的手指。我们中国的军队，有些是云南人，有些是广东人，自生以来，也没见过冰和雪。骤然应调到北京，穿上那些不称身的旧军装ณ，再调到关外，大风一刮，精神惨沮，怎能ม同满洲军队对阵作战呢？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些，所以一碰上就不行了。当时中国一个总兵官杜松，被满洲兵一箭射死，就因为他帽子的铁锈了，箭头穿胄而入，总兵官都没有精良的甲胄，士兵更不用说。这些事，我们粗略读史是不会知道的。当时徐光启在南方แ，为此事屡上条陈，据他说：我们该从头练新า兵，兵队数量不须多，每个兵都该量着尺寸作军衣，又要适合着东北关外的气候。当然刀枪武器也该要新的，又该配合各人的气力。如是才可谈训练。他把计划定好，政府也赞成，但户部拿不出钱，就没有能照样办。我们从这点看，可知一个国家的武装ณ，物质条件也要紧，我们不能老是拿精神来战胜强敌啊。但明代大失败之后，受了教训，急速改变，那时中国还是能抵抗。不过中央政府垮了台，外面的军队也就难以支持了。从前宋代曾有过这样的争论，究竟养一匹马好呢？还是养二十五个农民好？好像现在说，究竟黄油好，还是大炮好？
军装封在武库里，全国农民普遍安静和平地过活，生平没有见兵革，这样的日子，也不该过分地咒骂。但一旦边境闯出乱ກ子来，要他们仓皇跑出关外去，军装ณ就是军队的生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物质条件之重要。物质条件配不上，单靠精神，哪能持久。我们的武力方面，经过几百年太平，也该会衰落的。突然出来一个ฐ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é，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当然我上面之所说，只是历史事实中一小节。但总是比较落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