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把中国说成是连自己的艺术都不懂的国度也是不公平的。中国人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东西，只有通过它们在艺术中ณ的反照才能被认识。因为像西拉诺1那样，中国人心灵中极端敏锐、颇为精细的感情被多少有点不太讨人喜欢的外表蒙蔽了。中国人毫无表情的面容后面，隐藏着一个深沉的情感主ว义；阴郁的外表背后，包含着一颗无忧无虑的豪爽的心灵。那些黄色粗笨的手指塑造出了愉快而和谐的形象，高高的颧骨上的杏眼闪烁着和善的光芒，细想着绝美的画面。从凌霄宝殿到学者的信笺，还有各式各样的工ื艺品，中国的艺术展现出一种精美和谐的情调，中国艺术作品鹤立于人类最佳精神产品之林。
中国艺术家如此隐逸山林，是有其重要原因的。先，艺术家必须观察自然界变化万端的形象，包括昆虫、草木、云彩和瀑布，使之融人自己的脑海。艺术家要画出它们，先必须ี喜爱它们，与它们的精神息息相关，融为一体。他必须ี明了并熟悉自然界的万端变化，必须明白同一棵树在早ຉ晨与夜晚、明朗的白天与迷雾的清晨，影子和色彩是怎样地不同。他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山上的云彩是如何“盘岩绕峰”的。但是，比冷静客观的观察更重要的是置身大自然中ณ的精神洗礼。李日华1565—1635就是这样描绘一位大画家的精神洗礼的：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莅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激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沱不顾。噫，此大痴之笔，所以沉郁变化，几与造物争神奇哉！
故事结束时，一场最为深刻๑、最富有悲剧意味的人生活剧正在演出。主ว人公遁入空门，他那个曾给他带来聪慧、使他堪以承爱情所带来的痛苦的灵性，又回到了几千年前女蜗补天未用之石那里。这时，那位道人又出现了。据说这位道人又将这个增加了许多话头的故事抄录下来，并在某一夭来到作者的书房，示看抄本，并问作者何以认得贾雨村，曹雪芹笑道：“既是假语村言，但无鲁鱼亥豕以及背谬矛盾之处，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之ใ下，同消寂寞。……似你这样寻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这位道人听了之后仰天大笑，随即把抄本掷在桌上，飘然而去。边走边说：“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据说后人看到这本传奇之后，曾在上面题了四句诗：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á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刘怕温曾是施耐庵的同窗，那时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刘伯温在施ๅ的桌子上看到了这部小说稿，现了他人的天才，于是暗起谋害之心。时值新朝代江山未尝坐稳之际，而施耐庵的小说却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包括盗贼在内，这显然是极危险的思想。因此有一天，刘伯温据此奏明天子，宣召施ๅ耐庵进京受训。圣旨ຈ到达之际，施耐庵才现手稿被盗，方知死期将至，于是从一位朋友那儿借来五百两ä银子去贿赂船工，要他尽量在船上拖延时间，推迟到京的日期。因此在去南京的途中，他迅写了一部奇幻的神怪小说《封神榜》该书作者实则何人，至今不详，以使皇帝相信他的疯癫。在疯癫的遮掩下，他得以死里逃生。
不过，要是没有某些特定的原因，中国的诗歌也不会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获得这么重要的地位。先，中国人的艺术与文学天才，使他们用充满激情的具体形象进行思维，尤工ื于渲染气氛，非常适合于作诗。他们颇具特色的浓缩、暗示、联想、升华和专注的天才不适合于创作具有古典束缚的散文，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创作诗歌。如果像伯特兰。罗素所言：“艺术上他们追求高雅，生活上他们讲究情理。”那么，中国人长于诗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中国诗歌精巧，从不冗长，从来没有极大的伟力，但于创作完美的感伤的瑰宝、构勒神妙的情景却十分合适。它的节奏美使它充满了活力，它的神韵使它通篇生辉。
另外，汉语与诗歌之间也有关联。诗歌需要清新、活跃、利ำ落，汉语恰好清新、活跃、利落。诗歌需要运用暗示，而汉语里充满意在言外的缩略语。
中国展了一种美饰文辞的艺术——如上所述，这大致上要归因于文言的单音节性——而我们也信仰言辞。我们靠言辞活命、靠言辞来决定政治或法律争斗ç的胜负。中国的内战总是以互相通电为形式的笔墨战为先导，平民百姓们刻苦地研读这些相互谩骂之词，还有客气的反驳，甚至有厚颜无耻的谎言。人们辛勤地研读并试图判断哪方的文体风格较为活泼典雅，胜对方一筹。与此同时，他们也完全明白，不祥的阴影正笼罩在地平线上。这就是汉语里的“先礼后兵”。即将叛乱的政党总是把中央政府说成“腐败”、“卖国”，而中央政府则更加圆滑地要求叛党“团结一致”、“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因为ฦ我们生于国难当头的时代”云云。与此同时，双方的军队已越来越靠近决战前线，壕沟也越挖越深。找到漂亮借口的党派总能在大众眼里获胜，于是，死的语言就变成了骗人的语言。只要你有一个中听的借口，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千什么。
1原文如此。
就整体而言，旧式文人无论如何要比现代大学毕业生正统得多。他们对
1้这里用的是威แ妥玛式拼音。下同。
”，这些音素า的基本符号，他们也同样会被迫区分“cນaທpe”与“scape”、“scape”与“scrape”、“scrape“与”scraped
然而在中国，我们所做的恰恰相反。我们并没有假定他们是可能的无赖、骗子或窃贼，尽管我们早就应该这么เ做了。相反，我们把他们当作了仁人君子。依照孔子的教导，我们希望他们是仁慈的统治者，爱民如子，我们期望他们诚实。我们对他们说：“干吧，公家的钱你就随便使吧。我们不要你做公开的预算，不要你公布帐目。”我们对军阀们说：“干吧，我们相信你会热爱人民，我们愿意让你凭良心向我们收税。”我们对外交官们说：“干吧，我们绝对信任你的爱国心，允许你缔结任何一个国际条约而不用事先经过我们同意。”我们对行政官员们说：“如果你变成仁人君子，我们会给你立牌楼，永久瞻仰。如果你变成了无赖、骗子或窃贼，我们也决不会把你关进监狱。”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其人民是这样仁慈地对待他们的行政官员们。韩非子说，一切都大错特锗了。我们对官员们的道德天赋期望太高了，不免有些冒险。如果韩非子活在今天，他会建议我们把这些官员们假定为无赖、骗子或窃贼，并对他们说：“我们不会规劝你去走仁义之道。你变成了仁人君子我们也不会为你立牌楼，然而如果你变成了无赖、骗子或窃贼，我们就送你进监狱。“这倒是结束我们政治腐败的更理智更迅的办法。
韩非子的著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其中ณ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名词“公民”。这个章节试日解释中国老百姓对国事普遍的淡漠。他说：“民之政计，皆就安利而避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ใ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而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ท求得，求得则ท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1据考，此言出于庄子之ใ口，林误。
如果一个人由于自己的运气和能力由社会底层升至特权阶层，那ว么只能说是这次轮到他了。一旦进入特权阶层，他就会爱不释手。地位的升迁带来了心理的变化。他开始喜欢社会的不平等，喜欢他所有的特权，他爱上了这个地位，就像拉姆齐。麦克唐纳1爱上唐宁街一样。麦克唐纳走上那唐宁街十号的台阶，呼吸着那儿的空气，感到心旷神抬。事实上，每个现代中国成功的革命家的脸上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转变。他用自己的铁蹄践踏着出版自由，其卖力程度，并不下于他在革命时期谴责过的军阀们。
中国人将社ุ会分为四等，依次为：士、农、工、商。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的原始农业社会中，这种精神基本上是的。阶级之间没有敌对情绪，因为没有这种必要。价级之间的交往，除掉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衙门阶级以外，并没有被“阶级感情”和势利观念所阻断。这种社会统治扬得最好的时候，一个富商或者高官显贵可能会请一位樵夫到自己府上喝一杯茶，并且亲切友好地闲谈一阵。不过，较之于英国庄园主和农夫之间的谈话，他们可能还要少一些谦卑：农民、工匠、商人，都是大地乳液的一部份，所以他们都是谦恭、安静、自尊的公民。根据儒家的理诊，农民被排在这三个阶层位，因为粮食意识很强的中ณ国人总是很清楚每粒谷子的来源，他们对之感激不尽。
1哈普斯堡贵族：欧洲著名家族，于1270—1้318年间统治奥地利。
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人的所谓谦恭有礼。这一点常被误解。中国人的谦恭有礼并不是爱默生1的定义，所谓“做事情令人愉悦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你在和谁打交道。他是你家的人，还是你家的朋友？中ณ国人对家庭及朋友圈子以外的人那种礼貌态度正与英国人对其殖民地内其他种族的人的态度一样。一位英国人对我说：“我们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对自己人并不傲慢。”这对英国人来说，似乎也足够了，因为他们“自己”就与社ุ会等同了。中国人对朋友，对熟人并没有什么无礼举动，然而对既非朋友又非熟ງ人的人则不然。中ณ国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对自己的邻居采取明显的敌对态度，不管是和自己同乘一辆电车的乘客，还是和自己้一起排队买戏票的人。
这种社会意识的缺乏，结果使所有的公共汽车公司都赔钱，所有的矿产公司都倒闭。这种社会意识的缺乏，也可见于其他许多方面，比如对图书馆规章制度的遵守，以及对国家法令的实行等问题上。大官们破坏律，小官们破坏小法律。于是社会纪律极端松弛，人们对社会规章制度普遍漠视。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公共精神呢？实际上，中国人并不是基督教传教士们想象的沉浸ฤ在罪恶之中的异教徒，尽管“异教徒”这个名词，以基督教蔑视和批判的力量，似乎非常适合于中国人。如果传教士们能设法理解他们，追根溯源，他们的看法可能ม会转变一些，因为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一种不同子基督教的社会哲学。这种区别ี是观点的区别ี。现代最有教养的中国人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妇女会去组织什么เ“防止动物协会”。为什么เ去管狗的事，而不呆在家里照看自己的孩子，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妇女没有孩子，所以没有什么เ更有益的事情可做。这种推断也许往往是正确的。我们面前的矛盾是家庭观念和社ุ会观念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继续深究，会现家庭观念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作用。
世纪时，就有一位寡妇，得到儒教的男ç性信仰者极大的赞赏。她当时正在伴随自己丈夫的棺椁回乡的路上。一个客舍老板拒绝让她进入客店，拉了她的胳膊。她于是认为ฦ胳膊已๐被玷污，随即将它砍掉了。元代的另一位寡妇也受到人们的极大的敬仰，因为她拒绝让郎中ณ察看她溃烂的。她也因此而勇敢地死去了，大部分此类故事可见于各个朝代官方撰写的文书。其中有专门章节叙述伟大女性们的一生，与伟大的男性们并列ต。一位以自杀保卫自己贞洁的妇女往往有机会在文学上以某种形式留แ下芳名。
随着儒家理论的展，实际生活的小溪也在不息地奔流。它建筑在社会常规的基础之上，然而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压力。比儒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男人在控制ๆ着钱袋。儒学将寡妇贞洁立力一种宗教，而宝石、珍珠项链与儒学无关，却使女性变为ฦ姬妾与。魏晋时期，政治混乱，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大家族兴起。这一切一方แ面促使了纳妾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又迫使男人将新生女婴溺死，因为他们承担不起女儿出嫁时的庞大费用。在这些年代，许多官吏与富豪在自己家里都供养几十甚至几百个舞女。
无论在寺院，还是在私人府邪做佛事，总是使他们每天都与女人接触。这些女人通常是被关在深宅大院里的。由于儒教对妇女的约束，她们唯一可以抛头露面而又不受谴责的借口是去寺院“烧香”。每逢初一、十五、逢年过节，佛教的寺院就变成了当地美人的集合场所。无论媳妇、闺女，都打扮得花枝招展，楚楚动人。倘若有和尚私下吃肉，那么在其他方แ面，也偶尔不免会有越轨行为。加之许多寺院都接受数量相当可观的捐赠，僧人们手头往往有充足的钱财可用。这就是最近几年人们看到听到的一些案件的直接原因。
诵子昔日有个目连僧，救母亲临ภ地狱门。借问灵山多少路，有十万八千有余零。
儒家认为性完全是一种正常的机能ม。进而言之，性是与家庭和繁衍联系在一起的。笔者一生见到过的在性问题上最明智的观点出自《野叟曝言》。这是一部彻头彻尾宣传儒家观点的长篇小说。书中揭露并嘲笑了和尚们的放荡生活。其主ว角是一位儒教的人。他力图劝说那些光棍强盗与强盗姑娘结婚，生育，以光宗耀祖。该书与《金瓶梅》那样完全描写放荡生活的小说不同。
要做到中庸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什么เ会产生东方แ人常讲的所谓西方极端理论的原因。一个人很容易被民族主义แ、法西斯主义、社会主ว义或共产主义所奴役。这些主义都是过度工业化所产生的后果，从而忘记国家为ฦ个人存在，而不是相反。在共产主义国家，个人被认为ฦ是某个阶级或国家机器的一员。
世纪，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原因著者本人也讲不太清楚——这个世纪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独创性的时期，无论是绘画、诗歌，还是散文创作，都是如此。不过，原因之一至少可以追溯到此前的几个世纪，在当时的乱世之中ณ，新血统得以混入。李白和王维都出生于中国西北部，那里的人种混杂最为活跃，尽管我们缺乏更为确切的血统上的资料予以证明。
无论如何，人类心灵变得更为自由，更具独创น性了。这个世纪涌现出了李白、杜甫等一大批第一流的诗人。绘画上有李思训、王维和吴道子，书法上有张旭的“草书”和颜真卿的“楷书”，散文则ท有韩愈，王维生于699
年，吴道子约700่年，李白70่1年，颜真卿708年，杜甫712年，韩愈768年，白居易77๕2๐年，柳宗元77๕3
年一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名家。这个世纪还产生了绝代佳人杨贵妃来陪伴皇帝，与诗人李白一起美饰朝廷。然而，这个时代却也不是以和平见长。
无论如何，“南宗”终究应运而生了。正是甫宗引起了我们最大的兴趣，因为它最具中ณ国特色。这种绘画世称“士夫画”。到了11世纪，由于像苏东坡1035๓—11้01้、米芾105d一1107及其儿子米友仁1086—1165等宋代学者的影响，这种绘画变得更为简朴，主观性更力强烈。“士夫画”又称“文人画ฑ”。苏东坡甚至画过一枝没有节的竹子，有人问他何以至此，他答道：“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苏东坡是一个ฐ伟大的作家和诗人，尤工于画竹，十分喜爱竹子，曾经讲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他画的竹子，很像他的“醉书狂草”，泼墨如云，不著色彩，他作画的方式也是先吃饱喝足，进入醉态，然后饱蘸墨汁，随兴挥毫，或作书，或画竹，或赋诗。有一次，他在这种状态下，信笔在邀请他的主人家壁上题了一绝：“空肠得酒芒角生，肝肺搓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写向君家雪色壁。”这儿，绘画已๐不是“绘”，而是像写字那ว样地“写”了。吴道子也是如此，经常在酒后或朋友舞剑之时激起灵感作画，并把舞剑的节奏融人作品之中。很明显，由于这种刺激转瞬即逝，故而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寥寥几笔挥就，否则，一会儿酒精的效果就消失殆尽了。
然而，在这种酒兴的背后，有一个绝妙的画ฑ理。中ณ国的画家们遗留下了卷秩浩瀚，内容深奥的艺术批评论著。他们将“形”
物体的物理形状、“理”内部的法则或精神和“意”艺术家本人的观念区别开来。“士夫画”就是对被动的写真手法的反抗。这种手法，古往今来例怔俯拾皆是。宋代学者尤重于“理”，即事物的内部精神。
单纯追求细节精确的绘画是商业画家们之所为，而真正称得上是艺术的绘画应该致力于表现精神。可见，问题并不仅仅是进入醉态就可以解决的。
然而，这种绘画不是专业艺术家所作，而是文人学士之所为ฦ，这一点很有深刻含义。正是这种业余性质，使他们能够用一种轻松愉快的精神去作画。
1้1世纪时，“士夫画ฑ”始露端倪，被称为“墨戏”。作画是文人学士们娱乐消遣的手段，一如书法与绘画的作用。他们没有沉重的精神负担，似乎文人学士们的书法已经很有造诣，还有更多的精力可以用到其他艺术上去，以之ใ为ฦ一种快乐而有趣的调剂。二者所使用的工具完全相同：同样的立轴，同样的笔墨，同样的清水，一切都置于案头，也不需要什么เ调色板。米帝这个士夫画的大家之ใ一，有时甚至以一卷纸来代替画ฑ笔，或用甘蔗渣和莲梗代替。
当灵感和腕底的魔力到来之ใ际，对艺术家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使用的。因为他们已๐经掌握了传达基本韵律的艺术，其余都在其次。今天甚至有用裸露的手指和灵活的舌尖作画，蘸上墨汁涂于纸上的。绘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文人学士的消遣。
这种游戏的情绪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绘画的某些特征，这种特征称为“逸”，此词最贴近的英译为“fugitivenelss
”，即“即兴”、“漂泊”等意，但同时也要有“浪漫主义แ”和“退隐精神”等意。李白的诗篇也正是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浪漫主义แ特性著称的。这种“逸”的特质被誉为ฦ士夫画的最高标准，它来自游戏精神。如同道学一般，它也是人类为逃避喧闹尘世、获得心灵自由而作出的一种努力。
如果我们意识到文人学士的精神是如何被限制在道德与政治的框架内的，我们就可以容易地理解他们的这种愿望了。士大夫们至少在绘画上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恢复他们的自由的。元代大画家倪云林1้301—1374
就是以这种特性见长的，他说：“余之傀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他还说过：“仆之所谓画ฑ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因此，我们应该在南宋水墨画的人物和山水中看到中国书法的某些影响。先，人们可以看到迅捷、有力、饱含韵律的笔触。在松树曲折的线条中ณ，我们看到了中ณ国书法中的曲线原则。董其昌说过，画ฑ树时每个线条都要有波折。王羲之ใ在谈书法时说过：“每作一笔波，须有三顿折。”董其昌还说过：“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ใ。”人们还可以从所画怪石的曲线中看到เ“飞白”的笔法，这种笔法是用余墨不多、较为干燥的毛笔作画，结果在线条的中ณ央留แ有一些空白：我们在青藤缠绕的树枝上看到了篆体的形状。这是赵孟顺透露给我们的秘诀。而且，空白地位的艺术性运用，也是书法上的一条重要原理。正如包慎伯所言，合适的空白布置是书法的第一要旨。
为求章法、空白等的得当，宁可牺牲形式上的对称，像当代于右任的字那样。
在中国书法中，均衡与否无伤大雅，但章法、空白布置有误则无可饶恕，因为这足以证明此人书艺尚未成熟。